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依据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将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计量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影响其政治参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影响型内在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具有“弥漫性”的特点.而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对农民高、低层次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不同.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社会认知视角下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会公平感与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引入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两个个体认知变量剖析社会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之间的运作机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数据的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村民社会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越强烈;社会公平感并不直接影响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而是通过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双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此外,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比较发现,机构信任在村民社会公平感与乡村治理有序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更强的中介效应.据此,提出建立村务公开公示机制、完善村务监督和法律机制以及构建村务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以激励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     

政治动机、政治技能和社团参与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公民自愿模型的分析

基于公民自愿模型视角,以城市居民为例,定量分析了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动机、政治资源和社会网络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影响显著,其中作为政治资源的政治技能和作为社会网络的社团参与程度的影响作用尤为显著;在政治动机包含的两个变量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中,则政治兴趣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资本是促进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还很不成熟,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的匮乏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出现集体行动困境;社会系统内部的信任缺失进一步加剧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趋势;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过程出现制度短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公民社会,为公民有序参政提供社会根基。     

我国当代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现实考量——基于2011年全国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状况的数据调查

政治效能感是指政治参与主体对自身的参与行为能够对政府和政治过程产生影响的能力感觉及对所能产生效果的主观判断和评估。大学生是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中最具潜质的人力资源,增强大学生政治素养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作。据2011年全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调查状况显示,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效能感处于偏低水平。通过社会政治环境、家庭和学校教育环境、个体政治特征三个维度分析了大学生低政治效能感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积极拓展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解决政治信息不对称、强化教育培训和政治实践、大学生自觉加强主观塑造等对策建议。     

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公众得以相对容易地获取各种政治知识。政治知识获取和拥有的改变可能对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的经验分析显示,当前中国公众网上的政治参与水平已和传统参与形式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网下。公众的政治知识与效能感产生交互效应,对网下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政治知识也直接正向影响网上参与。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更知情的公众更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更积极地以互联网为渠道实施参与。同时,网上政治参与成本的降低使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改变,政治知识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政治参与是社会权力的直接表征;政治知识是生产与再生产不平等权力结构的重要维度。管理者和研究者应思考如何以制度化的安排搭建公正、有活力的网络公共空间,建构数字时代基于公众参与的稳定的政治秩序。     

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发现,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内在效能感要明显高于外在效能感。社会经济维度的教育程度、阶层地位,政治参与维度的选举投票活动、向村委提建议和政治心理维度的政治认知、政府信任、权威主义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与性别、年龄等密切相关,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     

欧盟治理视野下欧洲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

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典范,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极好的试验场。欧盟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在于其多层级性和网络性,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角色提供了参与机会。在欧洲一体化的扩展与深化过程中,欧盟层面的公民社会组织产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在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社会政策等领域表现非常活跃,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参与欧盟政治过程。对于欧盟治理而言,欧洲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背景下的新课题,对其理论探索有助于指导实践创新。新的社会阶层在社会治理中具有主体参与、协助运行、机制创新、监督约束等功能定位。他们能够以个体、组织、协商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社会治理,能够助力社会治理协作机制构建、激发社会治理活力,还能够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发挥社会治理的监督作用。     

农村居民社区认同与政治参与研究——基于豫北乡村的实证调查

在城镇化的今天,社会流动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社会变迁带来的利益分化对农村居民传统社会生活的冲击必然对社区认同和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然而,通过对豫北地区5个村庄的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的社区认同和政治参与还处于相对乐观的水平。而且,农村居民社区认同与政治参与之间呈正相关。为避免社会变迁的冲击对农村居民社区认同的影响,可以在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同时,注重农村社区文化生活的构建。     

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公民参与——基于社会资本的视域

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现了社会职能的自主特性,同时也为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理性根据和合法性基础.从实际效果来讲,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参与具有基础动力的作用,而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以及分布不平衡等制约瓶颈.这种情况不仅可能造成“小群体”利益聚集的安全隐患,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也直接削弱了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合理投资和有效使用社会资本,完善社会资本应该具有的公共精神、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正向职能,成为建构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程度高,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与其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低密切相关。其中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因此,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以及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之举。     

政治信任、政治效能与政治参与——以澳门为例

文章以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一项问卷调查为基础,探讨了政治信任、政治效能这两类政治态度对不同类别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对政治参与的四个类别有一定影响,但总体来看,政治效能的解释力度比政治信任稍强一些。     

选举政治中的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美国总统大选”实证研究

以“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发布的总统选举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美国选举政治中政治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三者间的联系,探究现代社会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影响及历时变化。研究发现,特定政治事件的传统媒体接触与内部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网络媒体接触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在纵向上有所变化。总体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三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系。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