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中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这种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出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20世纪30年代小说都市叙事整体观

本文全面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各代表流派及作家的都市叙事话语。都市在30年代小说叙事中分别表现为欲望叙事、意识形态叙事、非自然叙事、文化哲学叙事和消费叙事,不同都市叙事都从各自角度体现了文学叙事现代性,使都市获得了丰富的现代品质和审美样态,并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促进和影响。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的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武汉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文学叙事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了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共同体叙事中的日常世界与地方经验

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始终伴随着共同体叙事的主题,而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核心题旨的史述往往缺少日常视野和驳杂的地方经验。《中国的一日》打破了文学史与普通人的隔离,无论在家国与民族意义上,还是在阶级与社群层面,均坐实于国人的日常经验并体现出地理与文化空间上的差异。文学受众转而投身写作,反向构成叙事的主体,其间见出的新文学的现实有效性和大众的"文学生活"均为重建文学史的复杂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     

"个人化"写作与市场消费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它意味着以个人的姿态反抗集体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为主体独立和人性自由赢得了一定的美学空间.同时,它专注于个体私人经验和欲望体验的表达,无可避免地堕入了文学自恋的泥潭,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运作的消费规则.     

略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反封建"问题

"反封建"是贯串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清晰脉络,它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言说,言说者赋予它看似一以贯之,其实有着诸多差异的意义.它是20世纪一系列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和心理范型变迁过程中的产物,同时它又参与了对20世纪中国制度、文化、意识形态和心理范型的建构,而一种关于"封建主义"的"知识"又是有赖于一系列文学的叙事和修辞生产出来的.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不可靠”的可靠性——新时期小说的儿童视角叙事

不可靠叙事作为突破此前全知角度的文学创作手段,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和文化意义。儿童作为人类群像中特别的存在,在欢笑与泪水、美丽与幻灭的生命延续中,凭着不可靠叙事的限知视角在新时期中表现出独特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价值,其中隐含在成人意识形态下的作者叙事,是用来反思整个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隐形视角,而这也是儿童的不可靠叙事主体向可靠性叙事的转变。     

论当下现代性语境中的叙事位移

本文从现代性与叙事的关系出发来论述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对现代性的不同时期的接受所带来的叙事姿态的变迁、叙事时间意识的裂变以及叙事主体的断裂等具体现象，并着重阐明这种叙事范式的断裂与当下文化空间意识形态的混杂图景之间的互动关系。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

对反本质主义的批判进行必要的再批判,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并不在于反本质主义者所简单归结的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而在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中国文学理论也应该有所建构,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那样的极端解构,而是应通过个人写作模式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并有利于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从而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能。     

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教材编撰之反思

大学教材的编撰往往标志着新的知识生产体系与学科范型的确立,也标志着新事物、新秩序的开端。文学理论教材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是理论知识的物质承载形式,而且还担负着传播知识的社会功能。文学理论教材与学术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在知识生产与讲述方面存在差别,这决定了文学理论教材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具有的特殊性。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教材知识生产经历了不同阶段,后现代语境下知识生产观念和研究模式变化带来文学理论教材知识生产的新特征。对文学理论教材知识生产现状的反思,也是对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出现的新问题的思考。     

从艺术家的独位居之到作者的身份认同——关于文艺创作主体的思考

作为凝结和表现人类生存图式的一种精神创造过程的文学艺术,是有着其创作主体的。文艺的创作主体包括一切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识且能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进行自由的艺术实践或创造活动的人。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主体中,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在解释与映证艺术思维与艺术现象过程中,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被当作艺术创造者的代表来作典型阐发。文章对人们在文艺创作主体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审视与厘清。     

科学话语共同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

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的区分是现代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历来被文学研究者忽视的“科学话语共同体”,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的重要支撑,对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缘事说”: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被遮蔽的隐体系

与"缘情说"相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事说"是围绕着事件概念对文学的本质、发展、创作以及接受重新检视后而建构的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历史文化诗学。发掘"缘事说"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和揭示历史叙事、文化叙事、文学叙事及文学生产的基本机制与内在规律,从而为当下戏仿以及经典再生产等文学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缘事说"的运作方式是缘事生理、缘事生事和缘事生情,创作方法是托事于物、用事、叙事等。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缘事说"的发掘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三十年一场国企梦——从《乔厂长上任记》到《那儿》

从《乔厂长上任记》历经《烦恼人生》、《大厂》到《那儿》,完整地表现了一个国有企业从振兴到彻底衰败的轨迹,工业题材的创作也完成了从改革文学、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文学的演变,这其实也是一部当代思想史。在这一过程中,价值的转移,苦难的演变,都体现了作家们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对人的不断思考,因此,底层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作家们对底层苦难的叙述,更在于作家们由此重新获得了批判社会现实的话语权。     

论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

在视觉文化盛行的现代消费时代,文学不仅反映审美方式和独特的人文价值,更蕴涵了当下视觉文化特质的内涵意义能指。在现代语境以及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下,文学作品体现了视觉化的叙事倾向。从视觉文化视角阐释,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拟态狂欢,包含了叙事中的奇观效应与心理狂欢以及身体的景观。     

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

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影响了文学观念,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变革。近代小说文体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小说类型扩大,出现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叙事模式出现了限制叙事、第一人称叙事和倒叙等;长篇章回小说体制的冲破;汲取西方小说艺术技巧;环境描写的加强。这一切都为传统型小说向现代型小说过渡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中国小说在近代化进程中跨出新的一步     

文学的本质与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

作为两个异质的、相互抵触的领域,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组合、叠加并不能熔铸和衍生出一种客观的实存事物或精神现象统一在艺术的本性中;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名无实、面目可疑的虚假概念。作为一种学科理论的知识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为追求价值的中立性,抽离和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性锋芒;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未能跳出意识形态中心论的窠臼,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痼疾,一元独尊,背离了拒绝专断、尊重差异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因此,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规范性的理论建构"是不科学的,将其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更是一种理论偏见。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

我国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上受西方影响太大,而顾及中国文学的实际不够;二是客观叙述不够,议论、阐释、评析太多,未尽可能地还原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三是在元、明、清文学的编排上反映出明显的重小说、戏曲,轻诗、文、词、赋的倾向,背离了元、明、清文学仍以诗文为主体的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