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经营收益与农户土地托管行为——基于江西水稻种植的经验数据

本文尝试构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理论框架,重点探讨经营收益、风险偏好对农户微观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受限是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最直接的原因。农业劳动力的缺失会直接导致土地流出。(2)经营收益之差是农户选择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非农收益与农业收益差越大,农户越倾向将家庭劳动力配置向非农部门倾斜,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从而产生土地流转行为。(3)不同于固定租金式的传统土地流转,在土地托管模式下,农户在保留经营收益权的同时承担了一定风险,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有可能选择土地托管模式。     

非农就业收入质量对农户林地流转的影响——基于福建省50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林区502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非农就业收入质量对农户林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收入质量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和知识性四个维度对农户林地流转决策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非农就业收支相抵后的余额、单位购买社保的年限、非农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年均收入增长幅度、就业技能培训次数对林地流转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收入有利于促进农户林地流转。因此，要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加公平稳定的就业市场环境，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增加非农就业收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非农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提高非农就业收入质量，降低农户对林地收入保障的依赖程度，进而促进林地有效流转，实现林业规模化经营和高效率利用。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政策因素及推进策略——基于减贫视角

农村非农就业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贫困减少,但总体来说通过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等途径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减贫,因此有效的农村非农就业政策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自由迁徙、严格受控、控制与鼓励并存到公平迁徙等政策,其发展受政策影响经历了时快时慢的过程。目前由于非农就业政策的从属性、非农就业群体利益表达的缺失性以及公共决策模式的集权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非农就业还存在户籍制度、土地流转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政策性障碍。因此,必须将非农就业纳入国家政策议程,从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土地流转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层面推动非农就业发展,以促进农村减贫。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研究

我国土地流转主要有耕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林地流转等,本文介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范有序流转,在实现农业生产经营向适度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文章针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流转效率不高、发展不均衡的现实,从实际出发深入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并提出了完善土地有序流转的对策思路。     

农户收入构成对土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对山西省晋中市1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

基于对山西省晋中市2县4镇24个行政村1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对所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提出土地职能取决于农户收入构成、土地流转意愿取决于土地职能的两个假设.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农户赋予的土地职能划分为生活、保障、社交和发展四个层级,并构建阶梯线性模型和logistic模型分别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与四个层级土地职能相对应的农户收入构成比(土地收入/总收入)分别为(0.10-0.32)、(0.32-0.47)、(0.47-0.72)、(0.72-1).且只有当土地承担生活职能,即农户收入构成比小于0.32时,农户才愿意流转土地.但在现实中,部分收入构成低于该比例的农户并不愿意流出土地.这是由于农户赋予了土地新的安全及应急等职能.据此提出建议,要加速土地流转除进一步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外,更应该通过保留“自留地”等方式多渠道深入提高农户社会保障,解除农民后顾之忧.     

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不平等的分解:1989-2006

文章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七省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框架,分析了1989-2006年间[1]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各个因素,并测算出各因素对非农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教育、政治资本和地区的贡献率之和达到近80％,是对非农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三个因素.而上期农业收入和土地因素对非农收入差距的贡献率都很小.     

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4725位农村劳动力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因素,再次是家庭土地因素,最小的是家庭人口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除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我国农村承包地流转价格机制构建方略

农村承包地流转价格机制是农村承包地流转市场机制运行的重点和核心,而承包地流转价格除受包括承包地本身租金量变动、市场供求变动等自身内在变化机理因素的影响外,还受承包地的性质和功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国家宏观农业制度与政策、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非土地市场等诸多外部变化机理因素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对承包地实行实物管理,赋予承包地社会福利性质,否定承包地的商品和资产属性,从而导致土地承包权价值性、商品性模糊,割裂了土地所有权与租金和租金与价格以及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承包地流转市场中,价格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核心主导作用,流转价格机制常常处于"失灵"状态。鉴于农村承包地流转价格的重要性,可构建农村承包地流转价格机制,通过承包地流转价格的调节作用实现承包地流转市场的供需平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的规模经营效率。     

土地流转、资本兼并与扩大内需

立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性问题——土地问题,关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问题,分析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义,主要在于土地、资本、劳动这三个基本生产要素的激活,盘活土地资源,引入非农资本,释放劳动力资源。同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警惕资本兼并问题;要循序渐进,谨慎推进土地流转。     

外出务工、土地流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趋势,是我国新型农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豫南的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农民外出务工、土地流转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务农人员中生产能手数量和其所在集体内可用于规模耕种的土地数量决定了适度规模可操作的规模上限,同时,当地经济水平和土地亩均受益决定了适度规模经营的规模下限。农业规模经营的大小与土地生产率和机械化程度无关,狭小的土地面积并不能阻碍土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械化的推进。劳动力机会成本的大小是影响劳动力城乡转移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影响土地的流转速度和集中程度,适度农业经营规模的实现取决于非农收入或者说种植业以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土地流转、边际效益与农地制度的重新安排

通过对土地流转依据的分析,得出在相同的人力资本投入下,其他行业的产出效益大干土地上的产出效益,土地流转就会自发的进行,并直到两者边际效益相等才会停止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提出了构建多级、多层次的农地制度,即"国家或集体农地+个人得以生存提供保障的土地"并存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实施,需要解决好个人生活保障所需最低限度的土地面积核算、土地的收归以及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等问题.     

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及其证券化融资

城市土堆收购储备制度是我国城市用地制度的一大创新。现行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在融资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实行土地证券化是顺利推进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一种最佳选择。但是应当注意在我国城市土地收购储备证券化融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因素制约。     

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及其证券化融资

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是我国城市用地制度的一大创新。现行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在融资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 ,实行土地证券化是顺利推进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一种最佳选择。但是应当注意在我国城市土地收购储备证券化融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因素制约     

论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土地发展权直接关系到改变土地用途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本文以我国土地发展权构建为目标,从土地发展权设置的意义、土地发展权与我国其他土地权利之关系及土地发展权的权利性质定位等几个方面着手,探讨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土地发展权、农地征用及征地补偿制度

土地发展权是指所有权人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变更现有用途而获利的权利。农地征用补偿除了支付农地所有者传统的土地所有权价格之外,还应该对土地发展权给予补偿。此外,由于当前我国农地对于农民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这决定了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必须有更宽广的边界。     

土地征用的理论分析及我国征地制度改革

土地征用是政府引导土地利用的重要权利。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产权从绝对性向社会性转化,产生了政府的土地征用权。作者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并划分了公共利益的层次。通过对土地征用补偿的各种理论依据与原则的分析,认为补偿理论与原则的选择随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我国土地征用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利益的内容、补偿理论与原则的选择与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不适应,文章提出了与当前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征地制度改革思路。     

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方方

解放初期,方方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领导广东省的土改运动。在运动中,他依靠贫雇农,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重视土改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土改干部队伍的整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准确地把握政策等做法,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经验。     

开放土地金融 搞活土地资本经营

土地金融制度是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一项基本制度。本文分析金融业的特点,指出发展土地金融业的必要条件,阐明了中国发展土地金融业必要性、可能性及发展前景;结合我国当前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围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目标需要,提出了中国土地金融制度创新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土地改革、地权的安全性、土地登记：来自西方的视角

文章对现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拉美、亚洲和东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政策进行分析。土地改革在这些国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针对土地过度集中问题而实施的重新分配和土地权利的确权及登记。土地登记是西方捐助国、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所推崇的土地改革方法。文章对土地登记和确权的三个核心概念——地权的安全性、赋权和习惯法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对国内相关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