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时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的理论分析,并历数各国改革经历证明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指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官僚制的困境与新公共管理

面对西方各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的改革 ,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官僚制组织已经出现了缺陷。但是 ,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不应全盘否定韦伯提出的官僚制模式 ,同时 ,继承也不是简单复制 ,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 ,对官僚制进行合理扬弃 ,既保留它的合理成分 ,又变革其不合理成分 ,并发展其新内容 ,从而找到建立新的行政组织模式的突破口。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的再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并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统称为新公共管理。这场运动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诞生了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取代了传统官僚制。当前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面临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巨任务。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全面把握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理性认识其内在缺陷,结合我国特殊背景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走出官僚制困境

官僚制是作为19世纪初就盛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共管理模式,它在工业社会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以来,官僚制在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太适应了.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限制民主、效率低下、压抑个性、应变能力差等弊病不断地凸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因此,走出官僚制的困境,对官僚制的改革不可避免.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按官僚制运作的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重点之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重塑组织文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呈现出"官僚化不足".改革势所必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超越官僚制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

官僚制凭借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曾在西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官僚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但是,纵观西方社会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质上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非抛弃.用官僚制理念审视我国公共行政之现状,不难发现,官僚制的缺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超越官僚制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官僚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统一性

新公共管理相对传统官僚行政方式的巨大突破使人们过分关注行政变革本身,而忽视了行政变革只是社会经济秩序演进的体现,无论是传统官僚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都根置于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中,都有着共同的社会秩序价值,即都体现了社会整体的运作方式、管理与治理的统一,以及都追求最大化的行政效率.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哲学底蕴论析——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分析视角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解构与重塑传统行政范式的主导性变革运动。该运动对现代性理念的解构体现于对层级节制的颠覆,倡导用顾客导向和网络结构代替工具理性和金字塔型的行政体系等方面,但这种解构与重塑是不彻底和难以完成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困境本质上是作为其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困境。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现代西方宪政转型的价值基础

现代宪政的转型是从传统的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这种转型的理论背景是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个人主义的嬗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由理念的转型.现代宪政观的建立以新个人主义和积极自由观为价值基础.积极宪政突破了有限政府的职能模式,为解决现代社会权利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作出了新的抉择.     

新公共管理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试图在公共行政和公共部门中导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手段和竞争机制,并且以此克服官僚制组织的僵化和无效率。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战略和战术对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结合国情,参照新公共管理的思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悖结及其调和——兼谈公共行政范式的逻辑自洽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张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备受关注的重大话题,官僚制的极权主义、信息垄断和专业主义尤其被指责是对民主价值的正面冲击.通过理论界学者为理性官僚制反民主的辩护,我们不难发现,官僚制的“反民主性”实际上根源于它所生长的现代社会困境——“现代性悖论”,而不是官僚体制本身存在反民主的劣根性.本文在分析传统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找寻平衡矛盾的场域,即民主式的官僚制行政,以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进而为公共行政学的逻辑自洽找到了一个支点.     

官僚制组织: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目标是证明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自韦伯首次提出以来,该组织形态就是一种能够大规模程度上纯粹以技术上的优势见长的组织形态。虽然其本身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其根本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在政府部门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斯.韦伯后的组织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完全取代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并且在信息时代下政府部门再一次地向整体性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回归。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生成——以行政现代性趋向为分析视角

行政伦理的价值体现在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两个方面。从微观角度看,公共法律与制度规范体系的盲区,为行政伦理价值生成留下了空间,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也是行政系统运作的“精神存量资本”。从宏观角度看,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现代行政的“责任中心主义”愿景及其道德价值蕴涵,折射出世纪之交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与行政现代性追寻的历史耦合,不仅摆脱了传统官僚制行政的“技术主义”羁绊,而且开始走出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效率至上主义”泥潭,展现出现代性行政所不可或缺的“公平正义”的价值面向,行政伦理的建构有了更深厚的价值合理性基础。     

公共官僚的自主性及其意涵的辩证解析

公共官僚是当今公共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所以,官僚的自主性问题(autonomy)也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的关注焦点;面对我国当今公共官僚所引发的众多治理失败困境,毫无防备地引进西方“后官僚制”的理论武器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无法复制西方国家后工业的知识经济模式和成熟、弹性的社会治理结构。所以,与“消解官僚制”搭配的政府内部竞争市场、公共服务民营化、弹性虚拟组织等改革策略不应是我们处理官僚自主性困境的主流解决办法,也不应当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基于我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和国情,在坚定地推行以“依法行政”为主题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以德治国”的深层含义,逐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应是我国行政发展的核心主题,也是摆脱西方“官僚制迷局”的新思维。     

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与实现机制——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行为主体在行使职权、履行职务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是行政主体自律管理的建构活动.新世纪初,随着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兴起,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并以此作为走出传统官僚制行政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出路.实现"责任中心主义"愿景的关键在于行政伦理建设,不仅要构建完善健全制度伦理,而且要唤醒行政主体的公共精神,实现行政主体的道德自觉,从而构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