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

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是指中产阶级具有机会主义的投机倾向,不可能是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只能是参与者和追随者.一些学者误读该学说,认为“政治后卫”的重要表征是“政治冷漠”和政治“平衡轮”.实际上,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用“政治冷漠”一词来描述二战后美国民众的普遍社会心理,而非单指中产阶级,而政治“平衡轮”亦系转引其他学者的话,并非他本人的观点.今天,正确解读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对于廓清认识、引导中产阶级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与中产阶级改革者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当时中产阶级争取社会认同的努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在各个领域中发起和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使进步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在美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运动也培养了他们的群体意识,成全了他们在地位“边缘化”的社会环境中争取社会认同的心里诉求,帮助他们实现了社会形象与价值取向的构建,造就了“黑幕揭发者”、“社会服务处运动者”、“反对个人主义运动者”和“政府改革者”等中产阶级进步主义改革群体,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进步的价值理念彰显了自身的社会存在,赢得了社会的认同。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乌克兰危机

国家认同是个人确认自己归属某个国家行为的心理过程,由制度认同、利益认同和文化认同三个参数组成.转型时期的乌克兰存在着多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宪政权力在总统和议会之间左右摇摆,民众没能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们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寻租,导致民众对所谓民主制度极度失望;私有化过程中的政商结合,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利益,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了民众的心理落差;认同主体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乌克兰文化认同危机的主要体现.国家认同危机是此次乌克兰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认同建构:闽台民间文学话语的重要功能

闽台两地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文化联系,闽台民间文学作为闽台民众交流沟通的重要载体,以谚语、歌谣、传说、神话等为主要内容,其所表达的闽台民众生活经验、思想感情和情感诉求等内容和意蕴都是通过文学话语来完成的。文学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语交流形式,具有认同建构功能。因此,建构闽台民间文学的话语认同能够唤起闽台民众的共同认知和共同感情,使闽台民众形成新的集体记忆,互相接受认同。闽台民间文学话语通过故事陈述、话语心理和交流语言三个元素建构起闽台民众的心理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对进一步密切两岸民众的血浓于水的关系,在两岸民众情感沟通和共鸣中促进交流与融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美国教育电影中的“隔都”空间

美国当前一些关于少数族裔“隔都”的教育电影,其主要讲述教师试图以个体的超人意志,通过教育来救赎底层学生的故事,只不过在种族歧视、阶级不平等的背景下,其呈现的救赎神话,终究遮蔽不了这里青少年难以接受正常教育,被迫形成底层贫困人口代际再生产的冷酷现实;电影中反奇迹叙事之少数族裔底层青少年——隔都的“坏小子”们中盛行的反教育文化,展现了美国国家认同危机,映射了他们对白人中产阶级教育体系的失望与抗拒心理。隔都教育电影美学风格上突出的少数族裔特征和视觉化、听觉化特征,使其成为新的更酷的视听景观,表征了国家认同危机下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重构。     

国外的制度反腐

美国、新加坡制度反腐自上世纪20年代起的半个多世纪内,美国正值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的转型时期,工商业迅速兴起成为"权钱交易"滋生的温床。随着文官录用制度的改革、中产阶级社会成型,美国社会对滥用公权问题日益警觉,民众对政治清明、廉洁诉求强烈,从而对立法(国会)、执法(联邦政府)层形成改革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美国出台《政府道德法》,成为当代美国反腐制度的法律基础。《政府道德法》是在     

阶层分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障碍性因素

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带来了严峻挑战.社会阶层贫富悬殊过大,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不均衡,领导干部阶层中的腐败问题,阶层间不信任的政治心理以及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是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障碍性因素.要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使民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实践价值,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深入人心.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20世纪末苏联意识形态文化的认同面临严重危机,随之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文化因素对俄罗斯人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及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相应机制的建立已经产生、而且仍将产生重要作用,要观察和研究今天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现象及其内外政策,必须考虑其特有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民众心理的巨大影响。     

社会认同的区域文化心理研究

目前社会认同研究都是以Tajfel等人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为前提,一般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研究内容为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由于社会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核心内容,社会文化认同的形成是以一定的文化为基础,文化的形成因区域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因而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心理也是不同的,着重分析了社会认同与区域文化心理的关系。分析认为,决定社会认同能否形成的实质在于区域文化心理差异;文化心理与社会认同之间是双向的相互构建过程,核心是文化认同,实质是区域文化心理差异。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20世纪末苏联意识形态文化的认同面临严重危机，随之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文化因素对俄罗斯人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认同及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及其相应机制的建立已经产生、而且仍将产生重要作用，要观察和研究今天俄罗斯社会的种种现象及其内外政策，必须考虑其特有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民众心理的巨大影响。     

《反分裂国家法》与台湾社会“国家认同”的塑造

近年来,"台独"势力的增长已成为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现象,而在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着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深层次危机."台独"势力图谋"法理台独"的行为所带来的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混乱,已成为中国和平统一之路上的重大障碍.<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既是以"合法"对抗"非法",而且对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有着正式的规定性、引导性以及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最终实现.     

美国重返亚太后闽台文化的歧异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柱所在.近年来,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加强对台湾意识形态渗透,且“文化台独”势力在台湾地区愈演愈烈,企图将文化体系的认同剥离上升到政治体系的认同剥离.闽台文化对台湾地区政治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即使两者存在歧异性,但是闽台之间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通过“三大发扬”加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走向民族统一.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 ——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结构变迁及其特征

本文从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中产阶级的结构变迁及中产阶级的基本特征等几个方面,探究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轨迹及演变趋势。作者认为,美国从建国伊始,其社会结构就已呈现出中间大而两端小的“洋葱头式”的形态,中产阶级在社会构成中明显地占据多数。在其后的社会演进中,特别是在20世纪的历史演进中,美国中产阶级不仅在人数上不断增加、群体构成上日趋复杂,同时也更凸显出其独有的特征。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中产阶级的崛起

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突出的社会现象。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美国新中产阶级崛起的首要因素;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新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创造了条件;美国妇女广泛就业也促进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美国新中产阶级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美国社会的"断代史"

约翰.厄普代克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讲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探讨了性爱、家庭、婚姻和宗教等问题。把他的最为人所知的“兔子”四部曲置于时代背景中进行分析,结合作家的创作初衷,指出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包含的丰富社会文化容量使得它堪称研究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断代史”,认同作者宣称的“我的关于普通人的小说有着比历史书更多的历史。”     

民众的权利本位心理是法治的社会基础

民众的法治心理是法治最广泛和坚实的基础 ,民众的法治心理发展到哪一步 ,一个国家的法治就可以现实地达到相应水平。其中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本位心理发展程度如何是最重要的因素。民众权利本位心理与社会法治具有直接相关性 ,并与法治发展程度上具有同步性 ,民众权利本位心理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基本保障 ,通过增加权力滥用成本和风险予以防范 ,民众权利本位心理形成发展需要社会条件和法律条件     

论民主发展的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促进民主化水平的提高.首先,经济发展带来了人口流动.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迁,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加促使了教育水平的提升,在社会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发育的前提;其次,经济发展使人们交往范围扩大,并产生了新的社会规范,这构成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规范基础;再次,经济的发展更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育.而公民社会是民主成熟和巩固的必要基础.中国的民主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