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性恶与民法理念——从民事权利行使角度

本文以"人性恶"这个形而上的命题为基础,从民事权利行使的角度,对民法相关基本理念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民法理念根源于"人性恶",并与民事权利行使紧密联系,对后者的指导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性论基础

在影响制度设计的诸因素中,对人性的态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坚信人心向善,必然将制度的希望寄予某个至善至贤的人格化身;而主张人心皆恶,则必然预设对付人之恶德的机制。在西方政治制度的蓝本———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开国元勋们始终将人心之恶视为制度应防范之首选敌人,因而强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牵制人的私心。这样一种人性恶论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张人性善的,因而在某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倾向于将制度的希望寄予人格修养。前者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人性中的幽暗成分,而后者则对人性之弱点缺乏应有的预警机置,一旦伦理道德的大堤崩溃,则权力就会肆无忌惮地泛滥。     

试析余华长篇小说中的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

对人性之恶的揭示和人性之善的表达是余华在其长篇小说中着重表现的主题,人性的善恶在这里是互动的,他们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生发,在揭示人性之恶时,余华无疑是深刻的,但对人性善的表达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深层挖掘,缺乏崇高感,这也是中国当代作家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     

荀子“性恶”论原义

在荀子,其所谓"性恶",既不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恶的,也不是说人的自然情欲本身就是恶。其真正的含义是:人的自然情欲本身无所谓善恶,但不受节制的自然情欲必然导致恶。此即荀子所谓的"性恶"。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荀子这里,一方面,人们并不必因为"性恶"而放弃对礼义道德的追求,因为"性恶"并没有剥夺人们向善的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耳目口腹等自然欲望,人们可以有一个更为积极和健康的态度,道德并不要求人们"去欲"和"寡欲",人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立定心志,把住方向,使情欲的实现始终是在人类共同的生活规范———礼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霍布斯“自然状态”与罗尔斯“原初状态”比较分析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蕴涵着西方政治哲学中契约主义的浓厚色彩,“自然状态”和“原初状态”的不同假设和迥异的人性定位,导致了人们不同的公共选择,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体形式:君主专制政体和宪政民主政体。他们的研究路径和推演社会契约的方法对后来的政治学流派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裂缝》中人性恶主题的原型分析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裂缝》与《圣经》中人类原罪故事的相关场景以及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论证＂人性恶＂具有本能性和遗传性,可以作为原型进行研究。     

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比较研究与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面对小额纠纷的骤然增加,纷纷致力于诉讼程序的改革:简化诉讼程序.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目前,各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已日渐完善.本文拟对各国小额诉讼程序进行系统阐述与比较研究,分析各国小额诉讼程序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在我国建构小额诉讼程序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以期对于我国建构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小额民事纠纷有所裨益.     

简论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之契合

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效率和公正具有一致性,公正是界定在效率基础之上的。从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所要求的必备要素,如参与、中立、平等对待、自洽、合理、及时、终局的视角来看,程序公正的要素中体现了效率,程序公正蕴涵着效率的价值,公正和效率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诉讼效率是考量程序公正的良好指标。     

“道德法律化”的人性论基础

本文通过对"道德法律化"内涵的界定,论证了"道德法律化"不是简单地将道德转化为法律,而是法律调节范围的扩大化.并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解构与建构：新民诉法视野下的小额诉讼程序

我国在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法院负担,实现程序分流。但是,由于目前制度建构尚不完备,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导致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频率过低,立法目的难以实现。于此,通过对小额诉讼基本理念、运行现状及缘由的分析,企图从学理上建构起对一审终审制的救济机制和对滥诉的制裁措施,以期对完善我国民事小额诉讼程序有所裨益。     

论债权人代位诉讼的具体程序

本文在分析代位诉讼提起条件的基础上,对被代位人的诉讼地位、代位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与财产保全及其法律后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理想与现实: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刑诉法修正案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基本原则和制度设计上均有所创新,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毋庸置疑,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现状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相比仍存在差距,构建理想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刑事诉讼立法永恒的追求。     

论侦查告知程序与人权保障

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为有效防御侦查机关的强力 ,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诉讼权利 ,这无疑是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体现。然而 ,法律只确立诉讼权利而未确立诉讼权利的告知程序 ,使权利主体对权利内容的认知产生障碍 ,极易使诉讼权利的实现落空 ,不能达到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立法初衷与目的。本文从确立侦查讯问告知程序角度进行探讨 ,以实现真正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之目的     

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民事公益诉讼可谓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都面临的一种新型挑战。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启动权仅赋予给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种极窄的范围并不利于预防制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在拓宽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适用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程序启动权,并减少对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制。     

从汶川大地震看人性挺立的可能性

在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人性觉醒的可能性,但人性并未由此就挺立（建构）起来了,人性挺立的条件主要有两个：1．人性本善。即人先天必然地具有善根,这是人性得以挺立的内在根据。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根据在于人性的善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本善给予了极大的肯定;2制度保障。这是人性得以挺立的外在根据,出于对人性恶的限制,制度甚至比道德更有效。而制度本身唯有建立在善的理念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提升人性,使其向善。所以,人性挺立的最终根据在于人性本善。     

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的建立与完善

宋英辉、茹艳红指出,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既在章节体例上健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文本,也在许多方面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域外经验,刑事诉讼制度逐步走向科学、民主和精密。增设特别程序,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国人颇热衷于区分东西方文化之不同,而东西方文化也确实有不少差异。比如东方,当然这里说的东方主要是指中国,崇尚＂性本善＂,并由对人性善的认知形成一种耻感文化;而西方却崇尚＂原罪说＂,并由对人性恶的认知形成一种罪感文化。这两种文化就其本源来讲,也许不相伯仲各有千秋,但从其传承、演变和发展来看,就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了。     

论在线诉讼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在线诉讼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既源于当事人主体性理论,也源于诉讼程序的多元化和精细化为其提供的外在空间,法院在线上诉讼中经历着从场所到服务的基本理念变革也要求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权利主体来看,在线诉讼中的程序选择权是各方当事人都享有的诉讼权利而不是专属于某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利益性质来看,它是程序性诉讼权利而不是实体性诉讼权利;从行为效力来看,它是程序性形成权而不是程序性请求权。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概括性程序选择和具体性程序选择、合意性程序选择和单方性程序选择、积极性程序选择和消极性程序选择、事前程序选择和事后程序选择。《在线诉讼规则》虽然对不同类型程序选择权的适用范围、运行机制、法律效力等予以规定,但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当代世界各国在民事司法改革中实行的小额诉讼程序 ,目的既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法院负担 ,也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 ,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然而 ,这种程序受各国现行制度和司法实践以及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运行情况及其效果迥然各异。当前 ,中国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 ,也开始考虑把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设想或改革目标。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 ,研究了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原理 ,以及实践效果和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引进小额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探讨了中国民事简易程序改革中应该注意解决和避免的问题     

论民航纠纷的民事诉讼程序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民用航空运输业发展迅速,民用航空领域的民事纠纷随之增多.民航民事纠纷具有国际化、高风险、主体不平等的特点,根据民航纠纷的特点,对纠纷诉讼解决的方式也有其特殊的地方.主要包括:第一,在管辖问题上,国内民航纠纷主要适用特殊地域管辖和协议管辖,涉外民航纠纷适用蒙特利尔条约.第二,在诉权保障上,注意保障身为弱势群体的旅客的诉的利益.第三,在当事人问题,民航纠纷应适当适用代表人诉讼方式解决.第四,在证据问题上,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具有鉴定结论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