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与农村现代组织建构

本文通过对农村组织化程度偏低,现代组织资源缺乏和自治组织功能萎缩等问题的分析,以及对现代组织建构、组织形态与组织形式关系的探讨,提出农村发展不仅是组织形式的民主,更需要建构现代组织形态。以现代组织形态打造农村组织进而实现村民自治和农村发展的目标。     

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变异:现象及其解释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微观组织形式。然而,我国普遍发生的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变异使得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偏离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组织功能减弱,显现出较强的非合作经济组织特点。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变异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并试图从集体行动理论、绩效与风险、以及法制等方面对之加以解释。     

基于提高组织化程度的西部农村社会稳定探讨

长期以来,由于西部农村组织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了西部农村社会的稳定。本文通过对西部农村社会稳定及其成因以及农村组织化情况的分析,架起农村组织化程度和农村社会稳定之间的桥梁。进而认为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的根本途径。     

提高组织化程度 增加京郊农民收入

文章分析了京郊农民面临的增收形势,探讨了组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指出组织化程度低下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论述了组织创新的机理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两种主要模式"公司+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户",以及这两种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宁波农业经济组织结构研究

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组织结构的局 限性日益显现。培育和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和优化农业经济组织结构,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 合理选择,也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一种有效的组织载体。文章以宁波市为例作一探讨。     

健全组织：扩大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

改革开放后,建立在低组织化程度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公共参与同样存在着低水平问题,而农村税费和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把低组织化程度和低水平问题凸显出来,使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发展陷入困境,这集中反映了村民组织建设的滞后和不适应。提高组织化程度,扩大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必须加强村级组织,使之依法定位、转变角色、切实承担起组织领导村民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职责;必须发展民间组织,使之成为联接村级组织和广大村民的载体和纽带;必须利用精英力量,使之领办、牵头、负责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必须健全组织网络,实现组织上无缝对接、人员上全面覆盖、资源上力量整合、格局上形成网络、运行上协调配合,为农村社区治理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晋中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机制探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已成为农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联结生产与市场、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力发展晋中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根据一定的原则,构建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机制。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农民增收的重要依托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都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当 前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内部结构不完整,组织化程度低,入世后带来的严峻挑战 等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农村组织创新的动力所在,又是拓展农民增收空间的重要力量。为此,立 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际,选择有效措施,促进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 依托。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

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越来越受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所形成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的严重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发达国家农业家庭经济市场化不可替代的组织载体和有效推动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已成为提高我国农业和农产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应借鉴国外合作经济组织运作经验,坚持自愿原则、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政策扶持、探索发展模式、制定法律规范,逐步引导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上规模化和规范化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组织功能演化特征、路径及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深层秩序流变不仅迎合了制度环境重塑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引导了农村社会结构的总体系统变革,其中农村社会组织的功能演化成为系统变革路径的重要参照系。农村组织功能效应发挥程度的评估、功能重构的方向、发展路径及组织新系统的建构等构成了参照系的基本框架。农村社会组织功能重构一定程度矫正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的秩序失衡,在现代市场和政治体制双重路径引领重塑的过程中,推进了农村建设各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     

农村团建的困局及破解途径研究——以江苏省赣榆县为例

针对经济社会农村青年团员流动性强的特点,分析了团的队伍建设和组织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就创造农村团组织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强化团组织服务功效,以及创新团组织活动方式和工作机制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旨在打破农村团组织建设的困顿局面、促使农村团的工作焕发生机和活力。     

信息时代组织的演变及其信息技术策略

信息技术已深刻影响组织的发展和演变,事实上,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组织设计的一个基本考虑要素。文章根据组织理论和信息科学及实际出现的组织现象,讨论了一种新的组织观点——信息链组织,并对其结构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另外还分析了组织信息技术卓越度的三个层次:基础架构的可靠性、服务提供和价值创新,并根据组织实际的信息卓越度和技术卓越度,给出了相应的信息技术策略,包括技术推动型策略、服务推动型策略和价值推动型策略。     

侗族寨老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研究

民族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它们在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薄弱方面能发挥惊人的作用,配合村委会对民族地区村寨进行有效管理,促进村寨稳定和发展.“寨老”组织就是侗族地区农村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侗族地区村寨中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寨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以及农村的社会管理创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社会性作用,成为侗族村寨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重要产业组织基础——以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农民群众为适应当前农村、农业发展新形势需要,而自发组成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以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考察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社会基础、性质、及其组织形式,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新形势下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是承接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载体。旨在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让合作社成为现代都市农业和农村地区重要的产业组织基础。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党组织领导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大致可以从客观表现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具体包括:村级党组织对本村各类事务的决策权;村级党组织与村社区其他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村级党组织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农村干部群众对村级党组织领导地位和作用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调查表明,从总体上看,当前村级党组织在村社区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巩固的,村级党组织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广大村民对村级党组织是信任和拥护的,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区仍然享有较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与过去相比,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区的地位和威信客观上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村级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的情况不甚理想,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动员力和号召力有所降低,对农村社区的控制能力减弱。     

流程再造思想对传统官僚制组织的挑战

流程再造是企业管理领域内的一个新课题,它的出现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的革命,而且正改变着传统的组织理论。它从组织结构、组织作业流程、组织成员主体价值,以及组织目标导向等方面,对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官僚制组织在流程再造理论的冲击之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略论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变迁

我国乡级行政区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区划及其组织结构,就其治理层次、管理幅度和组织规模而言,不可能一成不变。在各个不同历史时代都有其各不相同的具体规定和具体实际。本文从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古代组织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当代组织结构及其基本特点和未来组织结构及其基本走向等三个不同层面出发,系统探讨了我国农村基层行政区划的组织结构的历史变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这对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的民主自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农村社区组织与人力资源培育

农村社区组织的发展和完善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应重点加强对村民委员会、农村社区经济组织、农村社区科技文化组织和农村社区保障组织的培育。人力资本是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和组织功能发挥的关键要素,重点是要加大对农村社区人力资本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