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穆伐楚辨

一在荆楚人身上,长期背了一件“错案”,据说对周昭王之死,荆楚应承担“罪责”。白纸黑字,史有明文。例如: 一、《过伯簋铭》:“过白(伯)从王伐反荆。”王,有的学者释为周昭王,径书“反荆”作“楚荆”。     

论荆楚精神

荆,或楚,或荆楚,都是指的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经济昌盛,政治稳定,文化发达的古国。据《春秋》所记,庄公之前称荆,僖公之后改称楚。《诗·商颂·殷武》则荆楚联称,如“挞被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故楚是荆的别名。对此,沈括作了注释:“……荆州宜荆,……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可见荆楚既是旋名,又是国号,是长期存在祖国大地上的一个民族群体或国家实体。据《史记·楚世家》等古文献记载,楚旗的祖先是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高阳生称,     

释“熊” 兼论楚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统一大业的贡献

一楚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楚国最初的历史直溯入神话的云雾,古史谓楚为祝融之后,但远古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司马迁谓楚之先人在夏商曾为侯伯,其事固甚渺茫,但不会完全无据。《诗·商颂·殷武》云:“挞(?)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殷武》固是宋国之诗,但旧说谓祀殷高宗之作。可见殷     

楚疆域变迁考略

楚国,始见于商代,“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诗经·商颂·殷武》)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爵之国,“辟在荆山,荜露兰蒌以处草莽,跋踄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史记·楚世家》)可见那时的楚子之国,地仅荆山,经济落后,兵力甚微,处于国小力弱的地位。自熊绎至楚武王的四百余年间,楚国的疆域扩展不多,从楚文王(前689年——前677年在位)开始,楚国才逐渐强大起来。“(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史记·楚世家》)从楚文王至公元     

一幅斑斓的生活图画——《荆楚岁时记译注》简介

《荆楚岁时记译注》,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想写点简介,以飨读者。《荆楚岁时记》为南北朝人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古代记录楚国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散文。荆楚的地域,因历史时期不同有所变易。《诗经·商颂·殷武》最早提到武丁“奋伐荆楚”的史事,“荆楚”可能由此连称。从     

荆楚国名译释论──兼摘《中国苗族古歌》传承古楚的信息

一、荆、楚与荆楚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斓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中指出：“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范先生直接指明荆楚是三苗建立的国家，虽未能详细论证这一问题，但提供符合...     

从蔡、郑“惧楚”看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

历来认为,春秋时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始于《左传》庄公六年所记“楚文王伐申”。但在《春秋》、《左传》中楚国还未出场的时候,《左传》桓公二年却有这样一条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此事来得极为突兀,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不解。 按桓公二年为郑庄公三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七一○年。从《史记·楚世家》所记来看,截至此年,楚国基本上是僻在汉水以西、以南的荆山一隅,楚势尚未超出汉东、汉北,更无楚军涉足中土的事实。楚人凭什么构成了对蔡、郑的威胁呢?而且,郑庄公     

古代“扞关”今何在

“扞关”是古代蜀、楚通道的名关险隘。《史记》称“扞关”,其他史书称“捍关”。关于“扞关”的建置经过,《史记·楚世家》说:“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当时的蜀实为巴,已为学界考定。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县。又《水经注》卷3说:“捍关,廪君浮夷水所置也。”卷37说:“昔廪君浮士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再《盐铁论·险固篇》又道:“楚自巫山起方城,     

试论荆楚和古代三苗、现代苗族的历史渊源关系

一 楚的兴起很早。按《史记、楚世家》:“季连,……其后中微,……或在蛮夷”的记载,楚的先人是属于南方苗蛮集团的部落成员,不仅中原诸夏一直把楚国当作蛮夷之邦对待,称其君民为楚蛮、荆蛮或芈蛮;就是楚国的君主对中原诸夏,也往往以蛮夷自称。楚建国于江滨,大约在夏禹征三苗之后。《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的“苗”,就是《诗·采芑》“蠢尔蛮荆”的蛮。在古史记载中,可以找到以下几个例证:     

论西周时期楚的社会经济形态

论西周时期楚的社会经济形态刘玉堂在楚族的始称国年代问题上，传统的看法是时当殷纣、周文王之世的鬻熊之前已有楚国。范文澜先生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①郭沫若先生说：“楚原...     

楚令尹子囊之死考证

关于《吕氏春秋·高义》所记楚子囊避敌全楚之事,其原文如下: 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主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复于王曰:“臣请死。”王曰:“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王臣者,皆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     

略论句践的社会改革和越国的兴亡

一、句践的改革和越国的兴盛春秋时代,王室衰微,大国争霸,首先是齐、楚争霸,其次是晋、楚争霸,再次是秦霸西戎。春秋中期,出现了两次“弭兵之会”,宋同晋、楚等签订和约,相约互不加兵。春秋晚期,地处东南地区的吴国与越国,相继强大起来,加入了争霸行列。《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云:“句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同样,吴、越两国也争战不已。《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     

楚灭息时间质疑

春秋时期,楚国灭了息国(今河南省息县)。关于楚灭息的时间,不少书文说是公元前680年,如1984年7月29曰《河南日报》三版载《息夫人的故事》一文说:公元前680年,楚文王假借巡方为名,来到息国,将息侯擒获,息国遂灭。又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说:“公元前680年(周厘王二年、鲁庄公十四年)楚灭息,又入蔡。”再如《信阳师范学报》载《息县沿革补采录》一文说:“公元前680年,楚文王(熊资)     

里耶秦简研读三题

本文对里耶秦简J1[8]134、J1[16]5、6三枚木简简文进行研读,指出:“故荆积瓦”中之“故荆”称谓,具体反映了秦始皇二十六年楚被秦灭,秦官方文书中已称新亡之为楚为“故荆”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同时与文献所载秦灭楚战争进程相吻合;“巴、南郡、苍梧”连称表明,至迟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苍梧即已为郡,抑或秦王政(始皇帝)二十五年“定荆江南地”时始设;“兴徭”令的发现,反映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实行的“耕战”政策,秦始皇时仍得到贯彻执行,这有助于对既往秦之徭役制度的认识予以重新审视。     

释“对”——《诗经》字义探源之一

《诗经》《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一语中的“对”,究竟是什么意思?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 这首诗的大旨,《诗序》说是“美周也”。[宋]朱熹《集传》以为:“此诗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全诗八章,“首章言天初眷大王之意;次章述大王迁歧也;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逊之事,为文王张本;四章则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自来并无什么异说。全诗的文字大致也还是明白的。只是其中     

“离骚”是“告别蒲骚”吗?

王廷洽同志《<离骚>题义新解》(以下简称《新解》)一文,对屈原《离骚》的题意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说法,认为是离别蒲骚的意思。的确,屈原作品中有“涉江”——渡过长江,“哀郢”——哀伤郢都,“怀沙”——怀念长沙,这些题目都是动宾词组,地名都取省称,但是能否依此类推,“离骚”,就是“告别蒲骚”呢?蒲骚是否就是屈原的故乡?这是需要认真考查一番的。一《新解》引用了《左传》中有关屈瑕的事迹后,得出结论说:“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想,屈原的祖先屈瑕因为在蒲骚打了大胜仗,楚王就把蒲骚封赏给他,或让他驻守在那里,或者说楚武王为了表彰屈瑕的功绩,就把他的尸体葬在蒲骚,并且建立祠庙来纪念他。……在诗人屈原看来,那里便是自己的故乡。”为了弄清事实,有必要把《左传》有关屈瑕的文字引录于下: 春,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试说李白与孔子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虚舟》一诗的首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历来被释为李白飘然隐逸学道求仙而自比楚狂,嘲笑孔丘。如:《唐诗选》注曰: 在起句中李白自称“楚狂”,并对被唐玄宗尊为文宣王的孔丘直呼其名,予以嘲笑,表现了他敢于蔑视权威的精神。楚狂,从前孔丘到楚国,楚狂接舆唱着“凤兮”之歌讽刺孔丘,走过孔丘车前。……李白对孔子的态度,真的是如此不恭吗?我认为从李白的思想、言行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现简说如下。一、李白并非自比楚狂,实以孔丘自比,托孔丘以自伤。楚狂,据《高士传》记载:“陆通,字接舆,楚人也,好养性,躬耕为食。楚昭王时,     

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

羌族和匈奴是我国古代的两个少数民族,其历史发韧之古远,可与汉族相仲伯。尤其是羌族,曾经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今日汉族的来源之一,炎黄并举,即是其证。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诸如共工氏、炎帝、蚩尤、大禹皆为羌人后裔。建立西周的姜氏部落,也与羌人密不可分,故《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及至有文字记载的殷周时期,羌人的活动为甲骨文或其它典籍所记载。甲骨文中有“羌方”、“往羌”、“来羌”、“羌妇”等字样。《诗经·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反映了羌人对殷商的臣属关系。     

西周利簋铭文笺释

陕西临潼新发现的利簋,是有关周武王伐商的一件重要铜器。武王以甲子朝灭商诛纣,见于《尚书·武成篇》及《史记·周本纪》。《武成篇》是孔安国所献的壁中书,是真古文,其可信实与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相等。其书虽亡于建武之际(公元25—57年),但《汉书·律历志》三引其文,其中尚有“甲子,咸刘(杀)商王纣”之说。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也说:“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这些记载虽属可信,但是它还是几千年来輾转传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究竟如何,尚是问题。现在我们从新出土的利簋看到当时第一手的直接史料,为之再度证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相信《武成》和《周本纪》所载有关武王征商之事,都应属于信史范畴。利簋之可贵,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