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常常是恶语相加,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但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吴宓、陈独秀之婚恋历程看其道德观之异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的激进派思想是主潮思想,而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激进派思想形成反拨与补充.吴宓是"学衡"派及其同人的代表,而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本文从吴宓、陈独秀的婚恋经历入手,细察各自婚恋观及伦理观之同异,从一个侧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种思潮进行比较.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本文认为近年来的吴宓研究成绩巨大，使人们认清了吴宓的真实面目。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有某些合理的因素，但新文化运动伟大历史功绩不容抹煞，这个运动也没有全盘反传统，使优秀传统文化遭受践踏。     

胡适与陈独秀的翻译活动及思想对比探究

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及文化传播活动极其频繁,历史和文化因素使得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和策略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及文艺复兴先驱以翻译为手段,大量引进西方文学作品,介绍先进文化思潮,极大地推动了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但二人的翻译思想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略论吴宓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阐扬

吴宓及学衡派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影响和可取之处的 ,或者说 ,吴宓及其学衡派的文化追求尽管多有不合时宜之处 ,但又以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对人文精神的关切 ,并以一种与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异质的思维方式与思想系统参与了中国现代性思想文化话语的形构。     

吴宓文学理念建构考察

在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学”猛烈批判的大潮中，吴宓却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古今文学的延续，并把东西方古典文学视为文学发展史上的制高点。吴宓的文学理念在当时被认为迂腐守旧、不合时宜，进而备受批判。实际上，吴宓的文学理念是他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其超越时代差异，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对待古今、中西不同文学的思想，虽不适应风云激荡的乱世，但对和平盛世的文化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今天，重新考察吴宓的文学建构理念，不仅有助于深入发掘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转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深入认识中国百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也有助于当今先进文化的发展。     

近代湖湘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以李大钊所受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为例

湖湘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重大的影响。李大钊吸收了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曾国藩、谭嗣同、章士钊等的思想和学术,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研究湖湘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展示中国的地域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赫尔曼&#183;黑塞视野中的儒家文化及其启示

在20世纪东西文化"对话"中,西方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儒家批判者,中国又有以反孔、"倒儒"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这些是时势加诸儒家的强势话语,但黑塞从儒家文化的参照中看到了欧洲个人主义文化的非必然性,提出了综合两种对立文化、重建欧洲道德的设想,表达了对儒家的另一种话语期待.黑塞对儒家文化的取舍告诉我们任何经典文化都是相对的,而不是僵化的或某种定性的文化.     

实用理性传统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以湖湘士大夫与湖湘文化为例

儒家士大夫有一个追求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一种以实用理性为价值取向的思想品格。湖湘士大夫作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主体,就是从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出发,倡导学习与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从而推动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近代化运动。     

为容已得南威论——《木兰花慢》疑案前奏曲

据<吴宓日记续编>记载,1954年2月17日,<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曾赴重庆北碚谒见老一辈红学家吴宓,五天后"临行赋诗,留谢宓与此间诸先生".实际上,此诗原本是去年(1953)的12月上旬赠送给老师顾随的作品.半个世纪后,作者将此诗与顾词<木兰花慢>(石头非宝玉)联系起来,却颠倒了它们产生的顺序,使读者误以为顾词乃因<新证>而作.此攀已导致学术纷乱,诗者"为客已得南威论"遂成了<木兰花慢>疑案的前奏曲.由此可知,某些回忆文字是比较容易失真的,除非寻得可靠的旁证材料,否则不可轻易采信.     

内心的文化冲突及其自救──吴宓前期日记研究

<吴宓日记>如实记录了新旧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在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引发的巨大冲突和震荡.日记中代表两种异质理想或生存方式的"二马"之喻,透露出吴宓在现代职业化生存和传统济世情怀之间的艰难选择;而"殉情殉道"之说则是他陷入情感与理智、道德坚守与世俗诱惑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的无奈托辞.<吴宓日记>作为私人叙事的文本,履行着自我认知和自我治疗的功能.它是吴宓的心灵自救之舟.     

陈寅恪、吴宓与刘永济交往诗钩沉

陈寅恪与吴宓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陈、吴二人的诗作 ,反映了他们人生哲学、文化观念、思想感情。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刘永济的诗、词遗作中 ,留存了一批与陈、吴交往的作品 ,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吴的诗作有重要意义。此文首次对这些交往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与考订。     

略谈陈寅恪的友情

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不同阶段,其交友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聚谈、诗文唱和及书信来往是他一生的主要交友方式.陈寅恪与吴宓是结交最早、两心相知、友谊深挚、始终不渝的朋友;王国维是陈寅恪思想感情、学术境界最为相知的挚友;冼玉清是陈寅恪的异性知音;陈垣是陈寅恪在学术上比较推重的朋友;傅斯年是陈寅恪与官员交情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上的朋友.陈寅恪的朋友大都有到国外留学研究的经历,大都钟情于学术文化事业且有较高的学识.陈寅恪一生虽从未说过自己的交友原则,但他的交友是有一定之规的第一,学术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从无文人相轻或相互吹捧之意;第二,学术上的平等地位,可以自由争论,学术争论并不影响个人感情;第三,思想感情、学术境界的大致相同.     

《主客图》“瑰奇美丽主”武元衡家世考

武元衡在张为的《主客图》中被列为＂瑰奇美丽主＂。关于他的家世,史料文献多有记载。武元衡曾祖为武载德,是则天皇后的从侄;其祖父武平一,《新唐书》有传记;其父武就,名声不显;其妻为薛氏;武元衡有子一人,名武翊黄;有女二人,一嫁段文昌,一嫁孙简;有同父异母兄一人,名武谭;有从父弟一人,名武儒衡,两《唐书》有传。     

吴宓与《学衡》: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

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推动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历史进程里,吴宓从自己的固有文化视域出发,以《学衡》这一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偏激取向的刊物为依托全面展开了对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的深入思索。这种整合中西传统文化精华建立新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发展思路体现出了比新文化阵营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和比一般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对其展开重新分析和评价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问题。     

李宓其人及被奉为将军洞本主新探

在南诏文化和白族本主研究中,李宓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和本主祀神。李宓在唐王朝与南诏的政治斗争中是重要的当事人和执行者,他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中的牺牲品。将李宓奉为本主是白族特殊文化的表现形式。我们要以历史的科学辩证的眼光来分析评判这一文化现象。     

日语复合动词能产性的修辞学阐释——以“見＋V”复合动词为例

复合动词“見＋V”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率很高。其多艾性主要来自于前项动词“见否”的语义扩展,其中修辞机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该复舍动词中,前项“见否”表示视觉的自然特性、物质力量和监测作用的三项语义来自视觉活动的原型域,在隐喻和转喻的修辞机能下,语义扩展为表示观察判断、对待处置、认知经验的目标域。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