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现行省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及其改革路径

省制问题是一个贯穿了我国20世纪的重大政治命题.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历史,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必须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我国20世纪省制改革进行客观审视.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扩大行政区域的范围与区域政治民主化要求划小省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深刻矛盾,因此,"减少层次"在某些层面上已有所实施,但"省区划小"的共识近期将难以实施.从世界城市化发展方向来看,城市型政区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应是我国相当长时期政区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与突破口.     

试论明代巡检司之性质

本文在梳理明代巡检司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于其建置、辖境、职能以及与州县、卫所之间的具体运作关系探讨,对巡检司政区性质重新作一反思,提出明代巡检司的性质具有三类属性,即普通政区、军管型政区、军事分巡机构.     

民族型政区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

本文在将民族型政区管理视为区域管理的一部分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型政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特点;民族型政区管理学研究的思路与主要内容、分支学科体系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民族型政区管理学研究的意义和应用领域等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

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乾嘉时期在新疆实行的多元行政管理模式下,分别形成了郡县制下的"治城"、军府制下的"军城"以及伯克制下的"土城"等多种形式,城市体制不一.晚清建省以后,通过大力推行郡县制度,全疆政区基本统一,多元化的城市形态全部转变为"治城",形成了全疆范围内的完整城市体系,促进了新疆的开发.     

地域型政区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

地域型政区管理的发展历史悠久,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仅停留在各类区域的管理实践层面上,尚缺乏统一的理论上指导。鉴于此状况,本文提出了"地域型政区管理学"的概念,并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于我国政区地名标准化问题的思考

近年,我国政区地名变更较多,在政区地名命名和更改时出现了许多重名、层次混乱和名地不符现象,给社会管理、对外交往以及人民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认清现存的实际问题并分析其形成原因,最终找到解决之方,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论徐霞客对云南政区治所城市的考察

对政区治所城市的考察是徐霞客云南考察的一个重要部分,《徐霞客游记》因此而成为反映明末云南政区治所城市发展状况的基本文献,具有其它志书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他的考察体现出宏观与微观结合、整体与局部并重的特点,包罗宏富又有所侧重,记载描述精准,论说允当。考察的内容主要包括治所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规模、形态、布局,商贸、民居、交通,沿革变迁、风物民情。他的考察不仅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中国政区层级演变之两大循环说

政区研究,应古今贯通。中国历代政区的演变,虽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但并非无章可循。拉长历史周期,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政区经历了两级制到多级制、再到两级制的两次历史大循环。这种大循环昭示我们,如果顺应历史潮流是可取的话,那么今后的政区改革方向应该是明确的,即:政区发展的趋势是减少层级,两级制是大势所趋。     

论唐代桂东地区人口、政区和经济区的发展

对唐代桂东地区经济发展的论述,仅见于通史类性质的书,但过于概括,不够深入且有所遗漏.本文依据相关材料,就唐代桂东地区的人口增加、政区城市和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和补充.     

论隋代及唐前期的政区整治与改革

隋代及唐前期对州郡政区的整治改革在我国古代政区整改中最为典型:一是变地方上的行政三级制为二级制,罢郡置州,以州统县,减少地方行政层次;二是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压缩一级政区数字;三是大力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监督,严格实行奖罚制度。这种整治改革既纠正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近370年的地方政区划分与管理的混乱状况,理顺了地方行政区域划分,节约了行政经费开支,又调动了地方官的为政积极性,体现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用人思想,对以后各代行政区域划分与改革影响深远。     

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

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表现的是典型的犬牙相入格局,其形成过程是在元明清三代.追溯其原因,主要是唐宋以来,本地区作为政治边缘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本地区民族关系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唐宋以来犬牙相入政区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基于政区改革的乡镇财政解困模式研究

乡镇财政困境成为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对此的破解思路也已有诸多探索.文章试图从基层政区改革的视角寻求乡镇财政解困的独特路径,在分析二者制度链接机制与制度系统效应基础上,提出了政区改革视野下乡镇财政解困的若干思路与模式.     

论唐代桂东地区人口、政区和经济区的发展

对唐代桂东地区经济发展的论述 ,仅见于通史类性质的书 ,但过于概括 ,不够深入且有所遗漏。本文依据相关材料 ,就唐代桂东地区的人口增加、政区城市和经济区的发展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和补充     

中国县级市现状评价及改革设想

正一、研究缘起1997年,由于国务院全面冻结审批撤县设市,我国县级市行政建制单位自此进入萎缩与倒退期,从1996年的445个降至2011年的369个,这与我国十余年来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极不相称。作为我国城市型区划体系的重要一环,县级市的减少,不仅导致了我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整体失衡,且助长了地方政府撤县设区、变相扩大城市政区之风。因此,中央政府将何时以何种方式重新放开和推进县级市行政建制改     

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传承与变革:论宋代县级政区的改置

改置县级政区,是宋代统治者为加强地方控制实施的一项重要措施.宋代县级政区,或由乡、镇、寨、巡、场等升格而来,或因省并旧县而得,或以废州、军降格而成,凡此等等.改置的基本程序,从决定层面看,一般是具有闻奏资格的臣僚提出奏请,由尚书省具题请旨,得到皇帝的批准后,下诏逐级实行;从执行层面看,具体施行事宜由府、州在路的监督之下进行.改置后,县级政区设置更加合理,有利于促进县域内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民情风俗.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政区名注释商兑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目前全国各类高校中文专业主要使用的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该教材为六卷本,政区名注释需要商榷的有近500处之多。据统计．上编政区名注释需商兑的有164处,牵涉到83个政区名,其中第一册有48处,涉及到37个政区名;第二册116处,涉及到60个政区名。     

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淮南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尤其突出,本文以淮南为例,对该市在2000-2009年间有关工业和人口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综合分析了淮南市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协调问题,并在分析过程中认识到,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问题和不同城市的具体特点有着很大关联,应进一步结合我国各地资源型城市特点找到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困境的突破口.     

地方开发、环境变迁与政区变动的相关研究--以清代宁夏府新渠、宝丰二县为例

新渠、宝丰二县政区变动是清代前期宁夏府行政区划沿革史上重要的事件。该文通过系统考察新渠、宝丰二县政区的沿革过程,探讨了地方开发、环境变迁与基层政区置废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在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地方开发、环境变迁等因素对政区变动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各有所侧重,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论杨守敬考证《隋书·地理志》的成就与不足

《隋书地理志考证》是杨守敬研治历代正史《地理志》诸多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种,作者归纳其成绩约有七个方面,即校补脱漏的州、郡、县;订正原文讹误;订正引用文献的讹误;校补脱漏、删除衍文;乙正倒文;纠正总管府为西魏所置之误;纠正政区置废时间之误。同时,作者对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做了较为详尽的学术检验,经过分析杨守敬以封爵补政区之例,发现清代以来至今大量存在以封爵来考证梁、陈、北齐、北周、隋代政区的现象,因此作者梳理了《隋书》里所有郡、县封爵与本郡本县沿革的对应关系,基本可以否定清代以来以封爵补政区的传统做法,因此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等书凡以封爵证明、校正、补充、纠谬政区沿革之处皆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