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     

中国文学与翻译

作为中国文学传播的重要手段,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得到更广泛实施的新时期,有必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的翻译进行再认识,包括对翻译的作用的再认识,以及对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再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问题

注重各地域文化的发掘 ,寻找各种族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以此展现中国文学独有的审美观照方式 ,亦是张扬民族本土化文学的一条可行之路。同时 ,中国文学既要思索全球化文学可能的共有审美价值尺度———如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用高行健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来说 ,就是“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 ,“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 ,继续从事未完成的“全球性”文化启蒙和在这种语境中对中国独有传统的创造性认同 ,这要求既师法西方经验更要在西方面前重塑“中国” ,以便在“全球性”文化语境中确立中国文化的新形象     

走向世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

当经济全球化日益彰显中国影响力的时候,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考场上也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不仅赢得了国际同行应有的尊敬,而且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新时期作家的集体努力对第一世界文化霸权形成了冲击.这种冲击既有“渗透后的对抗冲突”、“观念上的强烈刺激”,又有“思想上的自我批判”和“知识上的内在反弹”等多种向度；同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扩展了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的民族寓言说,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使长期处于“被审视”和“弱者”臣属地位的中国作家从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更加坚定和自信的步伐奔向文学的现代化之路,并在无涯际的空间里迎接全球力量的对峙与挑战.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仅是“罪感”文化,更是“爱感”文化,它的“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助于提供一种接近于文学本质的“博爱现实主义”;基督教文化是“普世”性文化,它的“普世观”有助于提供一种走出中西对峙模式、实现文化融合的依据和思路;基督教文化对弥漫全球的“后现代”思潮作出了神学回应,力倡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提供一种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新向度;基督教文化不是律法性的“审判”文化而是恩典性的“赦罪”文化,它的宽恕与宽容有利于提供一种切实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宽容性批评原则。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台湾文学的源头与两岸文学互动——读台湾学者杨若萍博士《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

台湾文学的源头在祖国大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晚明至清代中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通过文人游宦等方式传播到台湾,并且培养了当地的作家。清后期,两岸文学相互促进,台湾文学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台湾文学的发展出路,当今重要的是揭穿所谓“本土化”的面目,坚定地反对“去中国化”和反对“台独”。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几乎从一开始(当然也是直到今天)就被置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同时每一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两极牵挂”概括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之“结”。值得注意的在于,对于自身在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这一命运,鲁迅显然早有一种惊人的自觉,也就是说,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这又成为了鲁迅本人的自觉追求。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对当下现代性研究的反思和建构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尝试

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交锋、政治经济竞争加剧的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成为目前的重大理论问题。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标准,在中劣西优的认识论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做出价值判断,这样的理论思想和研究结论亟待反思。作为知识体系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已经成为文化霸权,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西方现代性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缺陷,且不能准确展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深入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理念,以“人民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美学原则,通过对“人民性”的叙述和表达,把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转化为塑造当代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有力资源,传达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入思考,能够体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文化意识和文学潮流,并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关于“清洁”的四种话语系统——张承志“清洁精神”之透视

本文通过对张承志所提倡之“清洁精神”的语义分析与文化背景、宗教渊源分析等, 驳斥了文学界存在的某些误读或误解, 指出了“清洁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张承志的文学思想及作品。     

“他者”与启蒙——18世纪中国文学对法国影响的文化分析

18世纪中法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大多数论者本着发扬中华文明的善衷 ,试图通过比较来证明或揭示中国文学对于法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影响 ,以此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种“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对于处于启蒙时期的法国 ,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只是作为启蒙的“他性”工具来利用的。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小城文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谈

熊家良先生提出了“小城文学”的构想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俩对这样一个话题做了初步的讨论 ,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小城一头系着农村 ,一头连着都市 ,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农村文学与都市文学之间 ,小城文学的存在也是客观的现实 ,她对于中国文学的走向现代化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 ,我组织了这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的笔谈文章 ,意在支持熊先生的构想 ,并对这个话题做较为深入的讨论 ,希望引起文学研究界的关注杨剑龙　 2 0 0 3年 7月 2 9日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中国影响论的影响——马华文学的中国情结

作为一个以中文书写、创作主体与接受群体又绝大多数是华人的文学系统,马华文学的确很难摆脱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自然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从中国飘洋过海而来的祖辈们把“中国”的记忆传递给下一代,并且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因此,它无法)开与中国文化藕断丝连的关系。中国情结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群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多数表现出作家对中华文化丝丝缕缕割切不断的牵连。不同的是,有的流露于言谈举止、气质神采之中,而有的则化成字里行间的情愫。     

论余光中诗歌的中国情结

余光中对传统的一度疏离 ,只是中国游子的短暂西游 ,而非洋奴的媚外。他在亲近了西方现代文化以后 ,对其负面深有感触 ,从而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港期间 ,他明白了“任何主题原经不起再三抒写”的道理 ,于是努力求变 :情感更加真切、亲近 ,内容更具深广度。强烈的中国情结使得余诗在艺术上有了更加确定的定位。他提出了“现代诗的三度空间”说 ,努力追求“带点稚拙的民间中国感”。在意境的营造上 ,余诗的中国情韵亦日益深厚。余诗乡愁的浓重 ,源于两岸隔绝 ,因此 ,笔者诚心希望其乡愁诗能成为绝响     

20世纪中国文学市场化中的“文化审美过滤”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中国人被动或主动打开国门、使中国融入现代世界或让现代世界融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过渡带上生产出来的文学,有明显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杂糅的复合元素。这些复合元素主要是由文学市场化趋势中的“文化审美过滤”中介：1）现代汉语白话新文学运动,2）人类中的另一半——女性开始以主体身份审美化,3）文学生产因编辑出版复制批量化,4）翻译行为现代价值取向化,等等,一一呈现出来的,以至于回观“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与其论断它的属性是前现代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不如说它是现代过渡带的,它已不同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气质促狭和辗转反侧在皇室庙堂与民间江湖间、不再品格摇摆在非此即彼的传统二元文化夹缝中,而是显示了创生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我”的多元审美的可能,具备了一些有别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中国”思想、情感与美学品质。     

独托幽岩展素心——关于《红楼梦》与中国文学的思考

《红楼梦》是对中国文化深层资历史反思的文学结晶。它的诗意化了的文学思维远远大于任何的历史具象。这种中国式的文学思维,是超乎理性和形象思维的“诗意思维”。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