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

“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在明代众多的言情传奇中,足称“擅场”之作者,应首推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所讴歌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深深地感动了封建时代青年女子的心,甚至出现为之断肠殉情的事。其所以有这样感人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它以精湛新颖的浪漫主义艺术方法,把纯真     

论汤显祖与曹雪芹写梦

明清时期梦学理论的成熟，除了给一批以梦记史、论政、说艺的笔记体文学注入新的虚幻色彩外，还给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创作带来一些可以说是重要的或者基本的意象。汤显祖的们临川四梦》，突出表现了这位被称为明代文坛主情说的代表人物，正是以“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响成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梦学观念的相通之处。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赞扬了壮丽娘生生死死的至情之后写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在给邹梅宇的信中，汤显祖又写道：“二梦记殊党恍惚。推此恍惚，令人怅然。”把梦与文学的共性用“恍惚”一词来表…     

从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看汤显祖的"至情"观

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对于明末清初戏曲、小说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左派王学影响下,由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等人直接推动而形成的强大的写“情”思潮,它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增添了最亮丽的色彩。《牡丹亭》中的主人公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观”。     

汤显祖《牡丹亭》的“宗唐”旨趣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说在清初诗学中独具特色。考察其诸多诗学撰述,“真”、“广”、“深”这三重向度实为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基本价值尺度。     

以情释理:孟称舜戏曲传情论新探

孟称舜是晚明剧坛杰出的戏曲作家兼理论家。作为临川派嫡裔,他深受汤显祖"至情"说影响,主张"曲贵传情",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与之相应的表现方法,其剧作也具有鲜明的言情倾向。而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时代思潮以及自身遭遇,又使其戏曲理论和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走上了一条以情释理、以理抒情的情理结合的创作道路。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共入临川梦中梦——试论陈寅恪先生的《牡丹亭》之杜丽娘"至情"说

1998年,多卷本<吴宓日记>发表.吴宓先生1919年3月日记,披露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昆曲<牡丹亭>中杜丽娘之"至情"说.陈寅恪先生诗学中,强调"古典"为旧籍出处,"今典"为当时事实.<昊宓日记>之新资料,使寅恪先生<诗集>中若干与牡丹事及汤显祖相关的"古典"豁然通解.对陈寅恪先生研究中这一新课题的探讨,增进了我们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将"昆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刻意义的认识.     

证据新论

近现代法学家对证据的研究虽然日趋精细和深入,但却把证据理论弄得繁杂而混乱.这种情况给立法和司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因而有必要对证据作由繁到简的研究,以收浅出和清晰之效.     

浅谈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粉饰及其识别方法

本文结合对国内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粉饰的研究,从会计报表粉饰的常见手段、识别会计报表粉饰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并据此提出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剑桥资本争论的终结：“悖论”以及一个方法论的解释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资本理论存在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悖论。虽然论战的结果是秉承古典传统的英国剑桥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它并没有取代新古典分析范式。新古典理论仍在经济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并得到不断发展。这形成了理论演进中的一个“悖论”，本文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悖论”进行解释。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