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丧葬令》复原的再检讨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中保存有《丧葬令》一卷,为唐令的复原和唐宋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在已经复原唐《丧葬令》的基础上,既修正了个人校勘复原中的一些错误和疏漏,也对其中一些条目如丧事奏闻吊赠、明器、纛、外官殡殓调度、敛服、卤簿、赠官、谥号等的文字内容、标点断句问题提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商榷,以求对唐《丧葬令》的原貌作出更准确的推断。     

诏敕入令与唐令复原——以《天圣令》为切入点

在对《天圣令》的整理研究中,与令文相关的诏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诏敕与《天圣令》内容比对研究,判定复原文字和令文形成的时间;就诸多"著于令"的记载,与《天圣令》中现存令文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说明敕文纳入令典的过程以及不同时期制度的变化更替,进而爬梳唐后期刊著活动的点滴记录,以期反映令典编定的延续和变化。     

读《张迁碑》辨疑——与程章灿先生商榷

东汉官宦多为单名,但平民阶层的"双名"也相当普遍。《张迁碑》碑阴题名存在着"双名"现象,与东汉民间社会的习俗相一致,足证其为东汉的"乡里刻碑"。碑文写入非张迁直系先祖的张氏名人,符合汉碑常例;对张迁官职的记载也符合汉代官制;至于用典中的错漏之处,恰恰证明其为东汉乡里俗儒所做之"乡里刻碑";明代赵均、都穆等金石名家对此碑也多有著录;可见其为真正的东汉碑绝无可疑。程章灿先生《读〈张迁碑〉志疑》将该碑断为伪碑的新说不能成立。     

再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之“副白”与“案记”

本文结合唐宋文献与新近发现之吐鲁番文书,提出"录白"不仅仅是日令所有的概念,在唐宋时代也是广泛行用,其含义即是对正式文书的录副,而《天圣令》中所出现的"副白"与日令之"录白"义同。至于"案记"则是相关部门在文书行政过程中所作出的登记在案的记录,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即可视为客馆"案记"之后所形成的文书。     

《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将《史记》《汉书》所载之《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后人多从之。自宋人王观国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子虚》《上林》实为一篇赋,不宜加以割裂,所论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讲,《子虚》《上林》赋的分篇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天子游猎赋》在先唐时期异名繁多、指称混乱的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从混沌走向精确、从含糊走向明晰的历史进程。《子虚》《上林》之名行用已久,自然不宜进行更改或抛弃。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与《墨子》城守诸篇关系再议——兼论战国东方墨学的学术地位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多被认为是因袭战国秦墨所撰《墨子》城守诸篇而成的作品。但其中被认为具有秦人特征的语词,不仅见于秦地,亦见于三晋等诸侯国;与《守法》《守令》同属一组文献的其余篇章,或与齐地关系密切,或源自三晋,而无出自秦地者;更重要的是,《守法》《守令》所载守御技术乃是针对战国关东地区城郭并立式城邑设计的,并不适用于防卫秦地城邑。因此,《守法》《守令》非因袭秦墨作品而成,而是战国至汉初东方之墨的作品。因秦墨源出自东方之墨,故《墨子》城守诸篇与《守法》《守令》间当是同源异流关系,此源头即为东方之墨所撰守御文献。《守法》《守令》的出土,不仅表明东方之墨亦擅长守御之术,而且证明直至西汉早中期墨家守御之术仍在关东地区流传,墨学并未中绝于秦。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论袁于令的小说创作观——从《隋史遗文》总评说起

袁于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小说理论家.他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问世,但是,他的小说观集中在《隋史遗文》总评中.《隋史遗文》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一方面承认小说的虚构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与批评大家相仿佛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强调小说的戏剧性,反对拙劣模仿旧作、名作.而由于评语出自作家本人之手,与文本关系密切,袁于令在评语中可以直接与读者交流,进行互动,从而引导读者关注情节焦点,接受他的小说创作观.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催缴租门》一段西夏文缀合

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催缴祖门》中一段关于土地税税额和交纳时间的内容,错置在了《春开渠事门》,这段重要的记载在汉译本中漏译,以致在之前的研究成果中并无涉及,经过缀合、互补后,增加了9行,107字。     

《左传》与《清华简》“申公子仪”“郧公钟仪”事迹辨疑

《左传》与清华简《系年》和《子仪》篇对读显现,楚大夫申公子仪与郧公钟仪二者事迹多有雷同,是《左传》将申公子仪的事迹淆乱到了郧公钟仪身上。并且由于古书在成书及流传过程中与作为其史料的零散篇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左传》在混淆了申公子仪与郧公钟仪事迹的同时或之后,又发生了某些演绎。     

略论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

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成书背景,是蒙元已经过渡到尊孔重儒、崇尚理学的时代.程朱理学作为元代中后期的官方哲学,成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读书分年日程>中,程端礼实践了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指导思想,强调坚持与反复温习,提出了具体的可实行的步骤和规划.其对元明清的学校、书院、家塾和个人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     

形式里的马克思——再读《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是马克思少有的关于新闻、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论文。目前学界对于此文的研究或不甚重视,或过分拔高。本文试图在形式分析的方法论指导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重读此文,并参照当下,以期对《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做出新的评估和认识。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从“津关”合流看汉初《津关令》的生成逻辑

中国古代的“津关”之法可以追溯至汉初的《津关令》,与之年代相近的传世文献亦常见“津关”一词,然考诸先秦典籍及秦简法律文献却难觅“津”“关”连用之辞例。法律语言是立法者思想的体现,其在反映统治阶层观念认知、导引社会风气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现实。《津关令》的制定正是秦末汉初社会激变、“津”“关”功能发生转变的反映。先秦时期,“津”与“关”的性质及功能差异较大,前者主疏通,后者主控制,前者的功能在于利民,而后者的目的在于防民。此时的“关”作为一类基层管理机构已颇具规模,而“津”的自然属性较强,其作为管理机构的特征尚不明显。到了秦末,“津”的管理功能增强,其社会控制的作用逐渐显现,“津”“关”呈现合流的趋势。在汉初语境下,文学作品和法律文本已将“津”“关”并称,表明两类设施在功能上的整合。这种整合一方面源自于战国后期各国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强与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另一方面也与汉初郡国并行背景下隐藏的汉廷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有关。     

北朝州佐的“品阶化”进程——以北齐《河清令》为中心

北朝时期州佐因州军府的强势地位而日渐式微,有渐被取代之势。不过,它在制度构建上的发展仍值得瞩目。这一时期得益于官品制度向地方职官系统的扩展,各类州佐迅速走向"品阶化"。北朝各政权通过对州佐制度的设计与不断调适,最终在北齐《河清令》中形成高阶州佐与低阶州佐分别定品的制度规则。它在满足中央集权与确保地方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点,并从制度层面实现了中央对于州佐的有效控制,亦为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孝经》成书时代新辨

关于《孝经》的成书时代问题,主要有先秦成书说和汉儒伪撰说两种看法,其中"汉儒伪撰说"并不可信。《魏文侯孝经传》应视作魏文侯《孝经》之传,与前人所理解的魏文侯《孝经传》有所不同,《吕氏春秋》所引"《孝经》曰"并非注文误入原文。以《魏文侯孝经传》及《吕氏春秋》为突破点,《孝经》的成书上限当为魏文侯之时,下限当为《吕氏春秋》成书之时。     

当辨《原富》与《国富论》

经济学界在纪念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 0 0周年的活动中 ,都不说《原富》而说《国富论》 ,用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包括译名与内容取代《原富》来纪念严复 ,实为不当。既要纪念严复翻译斯密大著之功 ,就要尊重历史事实 ,标明《原富》、研究《原富》 ,包括研究严复在书中按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     

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军官承袭程序——兼论元代的怀孟万户府与常州万户府

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献载录元代军官历仕文书10件,其展现了至元及大德时期军官的不同承袭流程,而由此进一步发现,元代对于军官承袭的管理,具有前松后紧、军官完成承袭时间长短不一、承袭资格长期有效等特点。同时,该批文书还为认识元代的怀孟万户府、常州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千户、千户所等职官、机构的设置,提供了珍贵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