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三论

一、全球化和大同理想 1．大同理想。《礼运》记载了孔子对大同的描绘。孔子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资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浅议吴云论20世纪陶学史两文的倾向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有一些研陶学者或撰写专题论文或出版专著，对20世纪的陶学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如钟优民《陶学发展史》专著中的第七章、第八章和《世纪回眸 陶学百年》专题论文；魏正申《二十世纪陶学论著》、《陶渊明及其研究论》和多篇专题论文；吴云《陶学一百年》、《“陶学”百年》、《功夫在陶外与功夫在陶内——20世纪陶学研究论略》等三篇专题论文。[第一段]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与《墨子》城守诸篇关系再议——兼论战国东方墨学的学术地位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多被认为是因袭战国秦墨所撰《墨子》城守诸篇而成的作品。但其中被认为具有秦人特征的语词，不仅见于秦地，亦见于三晋等诸侯国；与《守法》《守令》同属一组文献的其余篇章，或与齐地关系密切，或源自三晋，而无出自秦地者；更重要的是，《守法》《守令》所载守御技术乃是针对战国关东地区城郭并立式城邑设计的，并不适用于防卫秦地城邑。因此，《守法》《守令》非因袭秦墨作品而成，而是战国至汉初东方之墨的作品。因秦墨源出自东方之墨，故《墨子》城守诸篇与《守法》《守令》间当是同源异流关系，此源头即为东方之墨所撰守御文献。《守法》《守令》的出土，不仅表明东方之墨亦擅长守御之术，而且证明直至西汉早中期墨家守御之术仍在关东地区流传，墨学并未中绝于秦。     

孔子的情爱思想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男女爱情的问题,几乎没有哲学家讨论过,儒家讲仁爱,但只是在人伦道德层面上讨论,对于男女爱情则视为私事而认为不值得重视。”似乎我国古代的智者已超越了对爱情这一重要情感的体验,似乎他们不屑于对此进行思索和发表见解。然而这种认识显然颇有可商榷之处。在《论语》、《诗经》,乃至《孔子诗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先秦时期没有如今所指的“情爱”这个词,情爱现象及其关于情爱的思想却早已产生。在儒家思想的形成之初,孔子就对于爱情问题进行了观察并有过一系列论述。今天,我们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孔子关于男女情爱的思想,但是他们往往对这个问题一笔带过,不作深入系统的分析。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管子》和《韩非子》君臣观比较

《管子》和《韩非子》君臣观念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均主张君臣要明别、有分。其不同表现在《管子》同时主张君臣之间应该讲诚信,认为和谐是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所以它在要求臣忠君的同时,主张君要以仁义待臣。而《韩非子》则认为君臣之间利益相反,没有感情可言,彼此仅是一种商品交易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产生原因首先在于《管子》和《韩非子》中不同的“道”论,其次在于受齐文化和晋文化中固有君臣观念的影响。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观

张竹坡评点、刊刻了《第一奇书＜金瓶梅＞》，写下了十几万字的评论，肯定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总结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给这部巨著以很高的评价。在中国的小说批评史中，形成了理论体系，填补了一个空白。认为《金》只不过是细细摹仿了诗经而已，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认为《金》书“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借以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之不满；肯定其“画像”本领，“描神追影”，人物形象，历历在目。个性突出；其结构“枝枝叶叶，皆脉脉相通，却又一丝不乱”。     

试用《资本论》点评知识经济的四个误区

当前人们对“知识经济”的认识存在四大误区，即认为“知识经济”是一种社会形态；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是知识而不是劳动创造价值；受剥削的是知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以避免等。我们应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对此进行澄清。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论发胸臆 文成手中

今人之所谓“议论”,在刘勰《文心雕龙》里,是分而论之的.《文心》有《议对》篇和《论说》篇,如所周知,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议、对、论、说,乃四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及文体.对、说略去不表,特拈出议、论释之.     

帛书《黄帝四经》中的犯罪学说初探

１９７３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四篇书之于良的古佚书，即《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据学者考证，这四篇古佚书即《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关于其成书年代，现在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战国末年的作品。笔者同意前一种说法。 帛书《黄帝四经》是久已失传的“黄帝之学”的代表作，通过这部书可以把握战国时期“黄学”流派的思想概貌。近来，笔者对其进行了研读，发觉其对犯罪的原因和预防问题曾进行过深入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启发价值的真知灼见。鉴于学界至今尚无人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故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其加以考察和探索。     

经典、民情与见识——《论语》中的“负面思想”辨析

《论语》中有很多被当作“负面思想”的语录，往往被指出有各种不同的局限性。有见识的学者可以感受经典的力量，懂得其中言情与言理之别，或者能洞悉民情，对“民”的定位既不“失人”亦不“失言”，以及对于《论语》中的思想即“见”即“识”，懂得其超越各种局限性的价值，明白并没有所谓的“负面思想”。     

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

一汉代的户籍制度,是上承秦制。秦代户籍的建立是开始于秦献公五年,“初为户籍,相伍。”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井田制彻底废除,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后,为了重耕战,富国强兵,对人民严格地进行了什伍的编制,并强制人民“毋得擅迁”(《垦令》),使“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画策》),进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黄鸟》探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的第 9号简有论析《黄鸟》的语句 ,专家或将其定为《诗经·小雅》部分的《黄鸟》篇 ,本文论析《诗论》简文所提到者当为《诗经·秦风》的《黄鸟》篇 ,两者不可混同。只有确指篇什才能够深入理解简文之意。简文所提到的“反 (返 )古” ,在儒家思想中有特指的含意 ,即复归于古礼 ,而不是返归故乡。简文称许《黄鸟》一诗的作者对于人殉之事的困惑 ,指出其“反 (返 )古”倾向 ,这对于认识孔子的仁学理论 ,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陈焕章的分配正义论

分配问题是《孔门理财学》的核心，但其研究价值长期受到该书之纲要“消费和生产”的遮蔽，而为学者所忽视。本文主要展现陈焕章对儒家分配正义观的思考，兼及与西方分配正义学说的比较。一方面陈焕章主张按生产能力分配，并用“禄以代耕”合理解释了不同劳动的价值大小；另一方面又通过“不与民争利”原则限制差等，使其更符合公平正义。陈焕章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家的公平分配，是因为要回应工业时代中国何以生产滞后的问题，故而他对西方分配正义学说和经济学方法的使用是一种移花接木、六经注我的形式。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