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尽管重视道德内省,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基于此种理念,他们在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以士人领乡民、兴实业,以理学治湘军、办洋务,试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经世实践。最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晚清政局,但是并不能真正挽救传统名教文化的危机。     

程朱理学与晚清社会

晚清时期,程朱理学并不以哲理思辨见长,但局势的动荡却突显了它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清政府以理学为官方哲学,士大夫以理学为进身之阶、治平之器,民间则以理学为文化宗仰、道德法则。然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既为理学信条所束缚,又极力对之加以维护。可见,理学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心性玄谈或愚民之术。这一切,显示出理学具有多重面相,也反映了旧学在当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晚清时期曾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代儒臣,曾国藩对汉代道家论著《淮南子》兴趣浓厚,并且颇有研究心得。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主要采取文献校理和思想感悟两种方式。前者包括对书中文辞的校勘、释义、溯源,以及对原注的修正补充,反映出清代乾嘉学风对曾氏的深刻影响;后者则表现为曾氏对该书的思想解读和精神体悟,展现其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对《淮南子》思想的独特认知。总体来看,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尽管内容有限,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在清代"淮南子学"史上仍不失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曾国藩是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的领袖

曾国藩是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的领袖陶用舒（益阳师专学报编辑部）清咸丰、同治年间，湖南人才形成了近代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在道光年间，以陶澎、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湖南人才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进一步扩大。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咸丰、同治、光绪三...     

刘蓉学术思想述评

刘蓉是湘军集团的元老之一,以才学抱负素著声名。他治学以程朱为归,力排汉学之穿凿,亦不取陆王之禅悟。由于尊奉程朱理学,他进而崇尚礼学,倡导礼治。其学术思想宏扬了湖湘学风,促进了咸同年间程朱理学的复兴,也对晚清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

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曾国藩的改革思想和实践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在改革思想上,他注意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在改革实践方面,他在军事、整饬吏治、革新教育培养选拔人才及对外交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值得总结和借鉴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晚清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认识与肯定     

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

淮海词人群是一支在咸丰、同治年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词人群体。它的主体成员由仕宦、流寓、本籍三部分组成,以蒋春霖、杜文澜、丁至和为其代表,他们在扬州地区结词社,组织诗词唱和,编印同仁词选或词集,创作上注重词律的研讨,内容上以凄怨幽咽为美。     

国家权力干预下的妥协：咸同年间沛铜湖田案中的利益博弈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山东巨野、郓城移民进入苏北沛铜地区因自然灾害形成的“湖田”荒地,他们的占地行为很快得到基层官府的承认。在官府的支持鼓励和士绅的具体运作下,他们还形成了自我组织、自我保卫的社会力量。当地原住民回归后,移民与原住民的冲突不断升级,基层官府对此一筹莫展。湖田案最终在钦差大臣曾国藩带有诸多妥协性的干预下才趋于终止。它的产生、发展和平息体现传统社会基层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基层官府和乡村社会能够在日常事务中合作共生,重大危机的解决则有赖于高层政治权力的介入。     

试论宋学的时代精神

宋学作为两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宋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     

关于三李与关学精神

学术界对“关学”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北宋时期陕西关中地区以张载为核心的关学学派;一是指北宋以降至清代的关中理学。前者为狭义关学,后者为广义关学。一般多使用广义关学概念,下限至晚清刘古愚时代。指出明清之际关中以“三李之道为最尊”,坚持“经世致用”学风,回归孔孟儒学正宗,使关学走上实学化道路,体现了“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关学精神。今天研究“关中三李”对开发西部,制定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南宋理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试析

宋代理学到南宋孝宗、宁宗时期达到极盛 ,但无论从理学道统承传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条件方面看 ,孝宗之前的高宗朝实为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理学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活跃于高宗朝的程门弟子对二程学说的极力推展是一重要因素。同时 ,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 ,高宗集团选择了主和派的妥协主张 ,并有意识地寻找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 ,程系理学正是在这一现实政治需要中得到高宗集团的接纳、支持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到孝宗朝 ,朱熹使理学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 ,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对晚清咸同年间太谷学派黄崖山聚众的考论

晚清咸丰年间,太谷学派北宗领袖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聚众讲学,自保自治。黄崖山聚众的规模在数千人之间,聚众者主要来自于乡绅官宦、本地村民及流民杂类。山东民间军事化环境下灾荒与民变频繁使黄崖聚众有了最基本的吸引力。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宗旨是黄崖山聚众得以实现的依靠。     

同光之际两湖地区淮盐引地规复之争

自同治至光绪年间,淮盐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而失去了在两湖地区的大部分引地。为规复两湖引地,两江总督采取了种种措施：从重税邻私到禁止川盐入楚;从川、淮分界行销到代完川、鄂饷银;从设卡辑私到设卡缴税;从加强运销机构管理到提高淮盐质量。然而这些措施却遭到了四川总督、两湖地区督抚的联合抵制。＂引地规复之争＂背后折射的是地方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同时也反映了盐业从生产、分配到运销、管理最终走向市场化的历史必然性。至光绪中叶,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淮盐盐引虽然恢复,但私盐贩运依然屡禁不止,此后也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两淮盐场遂逐渐转向垦殖。     

"照着讲"与"接着讲"——一个思想方法的现代诠释

冯友兰的思想,从内容上讲,与其他新儒家相比,并无多少新颖之处.然而,人们之所以重视他的新理学研究,关键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严格地说,"照着讲"只是治史,而不是治学.这是一种超逻辑、超理智的直悟方法,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一贯的思维路进,缺乏开拓创新是最大的特色."接着讲"则强调逻辑分析、科学论证,是对"照着讲"的否定.冯友兰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种新的方法——"真正形上学".用这种新方法所创建的新理学,不仅为冯友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真正具有了科学的内涵和意义.     

从《黔诗纪略》采诗看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

《黔诗纪略》因文献丰赡而有"博综"之誉,其采诗途径多样,包括对文集、史乘方志、刻铸文献、口传文献、图谱等文献资料的收集,为考察明代黔诗在清代咸同时期的传播特征提供了可靠依据.明代黔诗在该时期的传播主体以个人为主,地方志局参与其中;传播的载体形态以纸质书集为主;以书面传播为主,主要通过抄写、印刷方式传播;传播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整体而言,明代黔诗在咸同时期的传播不广,诗歌留存较少,受关注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