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资源与革命信仰的融合——论丁玲1930年代初的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

丁玲1929年开始左倾，1930年5月加入“左联”,但她的习性构造中的个性主义思想阻碍着她顺畅接受革命信仰。1931年胡也频罹难成为了她习性重造的催化剂。冯雪峰的理论指导、感情吸引则加速了革命信仰内化为丁玲习性的过程。习性重造在丁玲那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改造旧习性结构的苦恼和焦虑外，从小说的故事、人物关系、叙事视角、语言等方面重新建构新的话语系统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到《杨妈的日记》《莎菲日记第二部》《一天》《田家冲》再到《水》,显示着丁玲重构话语系统的过程。丁玲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是政治信仰在多元化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标本。     

殊途同归的理想守望--边城 与??尘埃落定 之比较

沈从文和阿来皆为少数族裔作家,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时空距离乃至个性风格的鸿沟,但他们是站在各自的审视立场上,以不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来表达着相似的夙愿,即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达重造国民性的渴望,以及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他们的代表作《边城》和《尘埃落定》描写了边缘地域人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表达了对边缘地域的社会文化、制度、权力及其人性的相异的理解和洞察。     

论沈从文的“地方重造”思想——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四

沈从文所说的"地方重造"指的是大湘西的重新改造.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地方重造"思想逐渐生成.湘西地方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生成的外在客观依据,而他热爱湘西地方的浓烈情感则是内在成因.就湘西地方如何重造,沈从文提出了个人的方案设计.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的特点在于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统一,且与其湘西少数民族立场密切关联.     

巴金晚年思想的再思考--重读《随想录》和《再思录》

巴金晚年的思想集中表现在《随想录》和《再思录》中,其核心是对"人"的呼号与探索.无论是坚持"反封建"、提倡"讲真话",还是"寻找理想"、"愿化泥土",都是旨在"做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不追求技巧"等等,其实质也是在讲"做好人".     

论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二

"重造"思想是沈从文的核心思想之一,它由多个思想成员集合而成,在思想策略、思想性质与内部关系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策略特征在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从强调个体独立自由思想的立场出发,沈从文的"重造"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话语.在沈从文的"重造"思想成员之间或某一成员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结构.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从《礼运》大同篇到《大同书》

"大同"理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社会追求。《礼记·礼运》中所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道德追求,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古代的"大同"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经过康有为的解说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康有为的《大同书》无疑是近代关于理想社会最系统的描述。本文就是要梳理一下《礼记·礼运》和《大同书》的关系,从《礼记·礼运》到《大同书》,康有为究竟继承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进而分析在中西文化碰撞初期,康有为是如何处理文化转型与发展的。     

理想民族世界的重造──《边城》对湘西的描写及其内蕴

理想民族世界的重造──《边城》对湘西的描写及其内蕴杨泉良地处湖南西部与四川、贵州相邻的湘西地区，偏僻闭塞，少数民族杂居，被称为“中国的盲肠”。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到近代，这里依然同内地广大地区处于一种相对隔绝状态。封闭的、保守的思想观...     

论沈从文的生命重造思想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致力于对理想生命的重造。他将“美”与“爱”作为理想生命的核心内涵,在抽象中探寻生命的意义。然而,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关,其背景和最终归宿都联系着民族人格的重造。正是由于这一现实目的的存在,他的“抽象”重构遭遇到了“具象”的冲突,这也暗示了他后期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困境。     

"希腊神庙"的建构与沈从文创作的现代性想像

"希腊神庙"是沈从文理想的栖息之所,在"边缘身份"意识的导向下,沈从文完成了对"湘西生命"的展现和对"希腊神庙"建构的思考.在现代文明的渗透和自身缺陷的"共谋"下,诗化的湘西生命由"常"到"变",沈从文开启了现代之思:重造经典,对理想的民族人格进行冥想.他把目光投向了湘西自然的生命形态.这种寻找生命之根的意识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想像方式.     

《论语》的批判性解读

《论语》其实是一部治国纲要。孔子及其弟子们竭尽全力提倡并身体力行追求一种理想人格,以实现其政治理想: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孔子成为了万世敬仰的圣贤。然而,这个理想国却是一个没有人格平等和尊严,没有思想自由和创造快乐的思想牢狱。从《论语》中反复强调的"学"、"孝"、"礼"可以看出这一点。     

文化沙漠里的心灵绿洲——索尔·贝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院长的十二月》解读

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院长的十二月》是索尔·贝娄对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完美阐释。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赛姆勒和科尔德对人生理想与人类终极真理的追求体现了贝娄对人的"物化"现象,以及"成功"情结的反拨,揭示了贝娄小说的一个永恒主题——"求索",即人类在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沙漠中对心灵绿洲和精神家园的不懈追寻。     

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现实性——兼论其在《原理》课中的“合题”地位

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理性必然"现实"观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现实"观,建立了自己的"实践"现实观。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现实观的逻辑推演,共产主义理想则是"实践"现实观逻辑结论,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人是人的目的"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教学中,"共产主义理想"部分实际处于教学的"合题"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严密逻辑推理的圆满句号。马克思主义是否科学就充分体现在这个"合题"上。符合"现实"是科学性的有力论证,也是《原理》课教学中最有说服力之处。     

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人学意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何深刻理解《决定》提出的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是进行文化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从人学视域理解"以人为本",中国文化建设应该实施"四人"战略,即"知识武装战略——文化人"、"自觉塑造战略——道德人"、"现实审美战略——和谐人"、"终极理想战略——自由人"。这"四人"最终统一在现实的、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求真向善",实现"生活和谐"的现实,通达"自由发展"的理想。     

邂逅

一个夜晚,自己偶尔翻开《外国文学史》,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的代表作《复活》。小说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塑造了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聂赫留朵夫。他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青年时期,他单纯善良。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抛弃玛丝洛娃。十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     

从《应帝王》看庄子的政治哲学

在《庄子》内七篇中,《应帝王》是集中阐发其基本政治哲学见解的一篇;庄子于该篇表达了他特有的不介入、不对抗也不逃避权力的政治态度,他以"无己"之"至人"为理想治者,以自然秩序为理想秩序。这些政治理解中所包含的对个体差异性的关注与尊重,对于矫正儒家相关政治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从《老子想尔注》看早期道教构建理想社会的初步尝试

《老子想尔注》认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前提条件是"尊道"。道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在这里被发挥成至高无上的太上老君,成为理想社会的掌控者。《老子想尔注》理想社会的理论在批判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主要讨论了君臣关系、伦理道德和贫富差异等。维系理想社会秩序的手段是道诫,道诫超越法律,内涵丰富。     

京派小说的感性阅读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小说流派的京派小说家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来认识世界 ,通过对“文明、野蛮 ;城市、乡村 ;城里人、乡里人”等几组对立社会、人物的描叙 ,来表现作家对现代文明进程的质疑 ,希望在乡村人民身上重造中国现实 ,重造民族品格。本文作者认为 ,京派小说对世界的观照方式是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序曲 ,前奏。     

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人格探求的最终旨趣

沈从文对国民人格的探索直接相承“五四”作家，他提出“新道家精神”，希望用它来“重造民族品德”。不论是对理想人格的模铸，还是对不健全人格的批判，沈从文探索国民人格的最终目的是：让国民获得健全人格，并进而达到中华民族重造和文化重建的目的。这是沈从文人格观念的独特性和积极意义之所在，它启示我们：健全的人格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