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

先秦两汉时期的社祭活动,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在西周时期,社祭活动由官方主导,既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礼制,也是维护贵族统治的有力工具,民间的社祭活动要受到官方的制约.自春秋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官方对社蔡的控制力减弱,而民间社祭活动却不断发展,社祭的政治性和宗教性逐渐淡化,社会性和娱乐性日益增强.到了汉代,社祭成为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实现了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     

试论近代国家制礼机构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书仪——中古时代简便实用的“礼经”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从礼制到礼学——先秦儒家对礼义的探寻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春秋丧葬礼研究——《左传》变礼研究之一

学界研究《左传》礼制,将其作一整体看待,失之粗略,不利于梳理西周礼制从春秋到战国初的演化情状。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变化,西周王室衰落,作为维系宗周社会稳定的种种制度,尤其是礼制出现与周礼相异的变礼,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晋文公去世为界将春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较多承袭西周礼制,后期变化较大。春秋丧葬礼主要涉及敛奠礼、奔丧礼、安葬礼,以及与丧葬礼密切相关的丧服。总体来说,涉及对周王的丧葬礼仪有降等趋势;涉及一般诸侯或其他贵族的礼仪则保留为多,但也有部分呈降等趋势;而对大国强国所行用的丧葬礼仪,有保留西周礼仪等级乃至提升等级的情况,显示出霸权政治下礼制变化之特色。     

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

中国古代"礼"概念包括礼节仪式、伦理道德、政治等级三层含义,三者虽有联系但各有特定的内容。作为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对象,礼仪、礼制都是特指"礼"的礼节仪式层次。礼仪包括民间礼仪与国家礼仪,后者即通常所说的"礼制",亦即礼仪中具有国家背景和政治强制力的部分。礼仪制度有别于其他典章制度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表演性、象征性和程式化、标准化。表演性、象征性使礼仪具有高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意义和广而告之的公示功能,程式化、标准化使礼仪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规范性以及维护和强化社会政治等级的功能。中国古代礼制的发达使礼仪的两种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给中国文化烙下极度重视表演和程式的印记。     

礼与生活——圣城贤谈

礼分为＂礼仪＂、＂礼制＂、＂礼义＂三个层次。礼义决定了礼制,礼制决定了礼仪。因此,所有的＂礼制＂及其外在的＂礼仪＂表现,其实都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礼义＂———正义原则。儒家的正义原则一个是正当性原则,一个是适宜性原则。     

荀子“禅让”观释文

以《正论》中苟子对“禅让”的批判为依据,以《唐虞之道》为提倡“禅让”说的蓝本,采用思想史内部历史性和逻辑性视角有机结合的考察方法,认为荀子分别从君权的合法性来源、君权转移过程的平稳性、自然人性论等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禅让”的批判。荀子的批判是与其礼制思想和人性论观点完全一致的。     

试论《春秋》三《传》对“如棠观鱼”的批评

在其执政的第五年,鲁隐公曾有一次棠地“观（矢）鱼”之行。《春秋》三《传》对此皆持批评态度,认为他违反了相关礼制。事实上,这一看法并没有充足的史料依据,“非礼”说并非对观鱼事件的忠实反映。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国家礼制吸纳佛教,如将佛寺声钟、开启道场等纳入国家礼制;国家多方扶植佛教,如临幸佛寺、政治上支持、经济上赏赐和兴修佛寺;佛教参与国家礼制,这在吉、嘉、宾、军、凶五礼上均有所体现;佛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此外,佛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其突出表现是佛教火葬习俗对儒家礼制与封建秩序的强力冲击。     

民国时期邮展述论

民国时期的邮展,依据主办方的不同可分为个人邮展、民间集邮团体邮展、官方邮展三类;就其组织运作模式而言,又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三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是邮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邮展增强了民众的集邮兴趣,有利于集邮家开阔视野、增进交流,促进了民间集邮团体的良性发展,对政府也有一定影响.同时民国邮展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又构成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下）

（接上期） 三、礼制考论 礼之别异,一在于仪,二在于制。礼制是对礼器形制和数量的规定,是礼义在物体层面的体现。《礼记.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礼的分配作用和节制意识要求不同社会阶层在器物使用上有所区别,礼别尊卑、上下的社会意义也要求在仪式所用器物上有所差异。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周易》之婚俗婚礼考论

《周易》与古代礼制、礼俗关系匪浅,《周易》中具备五礼,《周易》的许多卦爻辞反映了上古时代我国的婚俗婚礼情形,详细考论了《周易》中的奇异的婚俗现象,虽以男娶女为正,但亦有母系制残余,并考论了媵婚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礼制情况,如“反归以娣”、“归妹愆期,迟归有时”等爻辞。《周易》时代的许多婚俗婚礼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而男娶女为正等婚姻六礼的实行则一直延续到晚清。     

官绅之间: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府县城的"城门事件"--以吉安府城南门改建为中心

明清时期,府、州、县城池的修建和城门位置的设计一般都是由官方决定的,并且在决策过程中贯彻的是与官方统治理念相符的建筑思想。但在江西,受地方风水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儒生为代表的地方绅士以“挹文风”为由,纷纷干预城门位置的设定,一致要求在府学或县学前必须开一城门。而吉安府城的绅士为了坚持按照他们的意见改建城南门,甚至不惜运用政治影响力,与地方官员发生侧面冲突。由此,官方以礼制为基础的筑城思想与地方社会偏信风水的文化观念存在明显差距,他们之间的争执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权力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