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0年:“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辨析

"一国两制"的方案设计和制度实践不仅存在"模式",而且有不同的"模式"。"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一般用于集中概括澳门特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在特区治理、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也用来概括中央政府成功处理澳门问题的实践,以及在澳门特区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成功经验。"澳门模式"的核心内涵应当是持"一国"之本,守"两制"之分,用"一国两制"之利。"澳门模式"具有被香港、台湾借鉴、参考的意义。随着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入,"澳门模式"的具体内涵将会增添更多更新的内容。     

世界和中国大格局中的“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的精义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范围内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这两种制度的同源性、斗争性、并存性和现代性,都必然要求我们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两种制度的起源、异同、脉络与趋势,了解了这一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对中国"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出台以及该方针政策的实施,才会有更加坚实的理据和自信。     

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发展与转型——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澳门特区成立二十年来保持繁荣稳定和持续高速发展,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已经写入澳门发展的光辉史册,也成为当代中国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一国两制"丰富实践的精彩历史记录。澳门特区在"一国两制"实践中自觉履行宪制责任,依照基本法规定完善国家安全立法体系,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断夯实宪制基础,稳步推进澳门特区政制发展,实现了宪制秩序的重塑和特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深化并加强粤港澳合作,拓展"一国两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建设"一中心、一平台",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一国两制"实践的高度和层次,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开辟新的思路、探索新的模式,也让澳门特区成为"一国两制"创造性实践的试验田和示范地。     

海外学者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研究述评

自从1984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以来,“一国两制”理论就一直是海外邓小平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海外学者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一国两制”理论本身的研究及评价;其二,海外学者更关注“一国两制”理论在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试论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

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原理,解决当代国际国内复杂矛盾争端的成功典范。“一国两制”构想,揭示出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即在处理复杂矛盾关系时,既要看到对立面的两个点（“两制”）,还必须看到连结对立面的另一个点（“一国”）。“一国”是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去谈“两制”是不行的。革命导师们关于矛盾关系的科学论断,也非常明显地揭示出这种“三点结构”的关系。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两两相对的。任何相对的、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两个点）都必然有一个互相联结的“中介”（支撑点）。我们在变革现实,改造社会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正确把握住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少犯一些极左的或右的错误,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兼批李登辉的“两国论”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为祖国统一设置障碍,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一国两制”的内涵、“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香港、澳门与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模式比较

台湾问题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为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台湾早日实现,既要借鉴香港、澳门回归的经验,又要充分考虑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创造出一个适合台湾特点的“一国两制”新模式。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造成的遗留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台湾问题必须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条件下独立自主解决。“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核心与基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大陆要有比对香港、澳门更灵活、宽松的条件,实行更加高度自治政策     

“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兼论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对港澳台问题思考与解决的历史进程中,"一国两制"理论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到成功实践及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即目标原则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政策问题上要灵活务实,实践问题上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不仅着眼于统一,还要着眼于统一后的繁荣与稳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等。这些经验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意义重大。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与台湾问题的解决

９７ 香港回归, 标志着“一国两制”由构想变成现实, 是祖国统一大业的良好开端。虽然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的性质不同, 但核心都是祖国统一问题, 都可按“一国两制”方针加以解决。“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

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较好地展示出新体新制、新人新事、新作风新思维,较好地展示出＂一国两制＂载体功能。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是＂一国两制＂新型法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国两制＂法治的载体。面对全新形势、全新时代,倡导＂一国两制＂文明、构建责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维护共同性,维护大方向、大原则与有效发挥特殊性和灵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国两制＂载体的功能充分加以发挥,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国两制”与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

１９９９ 年１２ 月２０ 日,我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继香港回归祖国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澳门问题是中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将使“一国两制”理论的成果更加丰硕。澳门顺利回归,洗刷了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这对于保持澳门的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振兴中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断交”后台湾当局“双边协定”的处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国陆续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为推行其所谓的"实质外交"策略,台湾当局在与他国结束官方关系后,对于双方间的既有"协定"总体上采行的是通过协商以尽可能维持"协定"关系的处理态度。实践中,也确有部分"双边协定"得以继续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某些"协定"延续的途径既和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不符,又与各国政府同中国政府的建交公报精神相违背。为在国际社会强调一个中国,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政府应对台湾与"断交国"之间逾越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有所防范。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渊源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它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谋求祖国统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其思想渊源却要上溯到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和探索。新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曲折历程清楚地展现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渊源     

“一国两制”在解决澳门问题上的实践

论述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澳门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的理论内涵作了深刻的阐述。同时，概述了澳门问题的历史由来和解决澳门问题的历史进程。其中对中葡谈判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且结合澳门的历史与现状，阐明了我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及澳门回归后对台湾产生的影响     

“一国两制”的构想及在港澳成功实践的原因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澳门问题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这一构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港、澳问题 ,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符合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 ,1997年 7月 1日 ,1999年 12月 2 0日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 ,这不仅洗刷了中华民族的耻辱 ,开启了港澳历史的发展的新纪元 ,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中的巨大作用。     

试论“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之所在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提出来的一个创造性构想。"一国两制"丰富了以往国家学说的内容,是对国家学说的新发展;"一国两制"拓展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以"中国观念"来搭接以统一为目标的两岸关系,以此把"一国两制"落到实处,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央治理香港的启示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区政府和逾60万澳门同胞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成功付诸实践。这既得益于澳门社会与生俱来的爱国传统、葡澳政府治理的消极无能、爱国社团长期"拟政府化"的运作以及小型而单一的经济体量等先天优势,也归功于回归后"以我为主"的特区政府管治团队有效地平衡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发挥自身高度自治权的关系、长期坚持了对国家认同的宣传教育以及在中央的支持下全方位有规划地做好了青年工作。有鉴于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在香港,中央须切实推动"以我为主"的特区管治团队的构建,以统战部和社会主义学院为依托力推国情班教育,并以建制派社团和爱国学校为平台切实做好香港青年工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

迄今在论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时,一般都以“无统一的组织形式”或“无固定 的组织形式”而定论。笔者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共合作方式是 “一国两制”。 当然,“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国之内允许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存 在。“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形成这一科学构想时,先是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较之‘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更 具有普遍意义。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邓小平把这一构想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的思考。” 既然可以把“一国两制”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去思考,那么,也可以把“一国两制”延伸到中国 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国共两党的争端上去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合作方式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国两制”的概念,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