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于丹“心得”的心得——兼评《百家讲坛》及媒介体制

于丹从《论语》中悟出了许多道理——天地人之道是“神于天、圣于地”；心灵之道是“三省吾身”；处世之道是“不抱怨社会不公，不抱怨处世艰难”；君子之道是“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     

老子之书不可读论

老子之书不可读论王德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老子之书不可读”，这绝不是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而是着着实实的一种体会。它的根本立论依据便是《老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过去读这句话时，仅仅读读而已，似乎觉得无关紧要...     

关于文科学报编校中的规范化问题

实现文科学报编校中的规范化，是提高学报质量的有效途径。它主要体现在文科学报的编排格式和论文的编写格式上。在文科学报编校工作中，规范化问题却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形式上的小节而忽视之，其实，规范化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揭示学报的宗旨；决定编辑工作的成效；提高学报的质量标准。解决文科学报编校中的规范化问题，需要编者与作者的共同努力。     

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科学的几个认识问题

一、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科学的重要意义 １９９６年朱镕基同志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学”。“现在，确实需要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对管理的重要性，宣传得太少，要大力宜传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钱学森同志也指出：“现在管理落后的问题还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①因此，从管理的本质特点入手，充分认识管理在发展社会主…     

“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中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中不害重术不重法。中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对钱产生根由之我见

对钱是怎样产生的，这是研究对钱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从当前有关论著看，似乎这一问题已经解决，论者无不谈到对钱是同一时期，同一地区（钱监）所设计和铸造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钱监）所铸造之钱，是不能配成对钱的。查诸文献，这一说法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早有其说。清代乾嘉时期钱学大师翁树培《古泉汇考序》说：“夫诸路铸钱，其钱文某种与某种恒相配，为一地所铸；后人见之，也知某种篆体与某种草楷体相配，为一地所铸，非可强为牵混者。”①这就是说，对钱是诸路自己设计铸造的，各路所铸之钱，自然不能完全相同；而后人所…     

论甲金文“册”之造形依据及简牍的出现时代

简牍出现时代的确定，学界尚有争论：或认为与殷商甲骨文同时代；或认为更早；或认为晚于殷商甲骨文时代。依据对董作宾“册六”之辞的商榷释读，对甲骨文、金文“册”字造形依据的再探讨，以及甲骨文的功用等来综合判断，可以进一步推定，甲金文中“册”字的造形依据不是甲骨而是简牍，“册”字的本义是指简牍文册而非甲骨文册，简牍在殷商甲骨文时代即已出现。     

“文”“道”离合之辩──对一种特定文学文化现象的历史透视

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文”、“道”离合之辩，主要包括文体古今之辩、道体醇杂之辩、“立身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异同之辩．它在宏观上处于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之内在思想联系的逻辑框架之中．和人们习惯上认为“道”学有碍“文”学的观念相为互补．     

老子天道观辨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宇宙万物之本体。但是老子的超越之道并非是自然界及其规律,而是超越的主观精神境界。“道生万物”,表明超越之道并非是抽象的逻辑观念,而是真实自然、与宇宙万物同体的生命境界。“天地不仁”中的天地不是纯粹的物理存在,也不是主宰意义上的人格存在,而是一种价值存在,只不过带有某种虚化的宗教人格意味。领会和诠释老子的天道观,宜从人生哲学的视域而不宜从自然哲学的视域。     

“道”的境界——老子哲学的深层意蕴

本文认为,老子哲学的深层意蕴是着眼于人生价值问题的境界说。老子之“道”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绝对的实体,而是实存或实在,是生命的源泉和根本,是由主体性的“德”、通过主体的修养而实现的价值原则、价值本体;“道”不是一物,不是具体的认识对象,因而它不可指称、不可言说,不是感性知觉和概念分析所能认识,对“道”只能体认、体验,也就是由自我的“反观”、修养而实现心灵的超越,达到“同于道”的境界;老子用“婴儿”和“朴”来比喻“道”的境界,这不是向原始自然状态的简单回复,而是指由“守静”的功夫而超越人为的欲望、知识、伦理,实现人的本真的心灵整体和谐。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商业伦理价值

一商业实践的价值论是对人生理想和商业实践本身存在的意义的认识，儒家对体现商业实践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①一方面，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     

论中国古典园林置石创作中的“无为”艺术哲学观

中国传统艺术中存在一种“无为”艺术哲学观，根源于老庄的“无为哲学”,自唐宋以来逐渐突显。它与“有为”不同，是一种非自我意识、非执于法、非功利性的观念，指向一种无法被人的智识所穿透、出自本然的自发性创作方式。张涟“高坐与客谈笑，但呼役夫，某树下某石置某处”的园林置石艺术创作状态正是对这一观念最为生动的诠释。以此状态为媒介，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这种“无为”艺术哲学观：首先，它是一种“变识为知”的认知观，强调对无身理智的打破，凸显“智的直觉”;其次，它是一种“遗技合道”的技法观，区别于“技中见道”,其所突出的既不是罔顾法度，也不是心为法执，而是法随心转的状态；第三，它是一种“法天贵真”的性情观，标举独立自由、纵恣不傥的艺术人格，将古典园林置石艺术引向对生命本真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无为”艺术哲学观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置石艺术中追求不似之似、不假斧凿、不求名石等新风尚的根源。     

操作哲学——对赵汀阳先生《哲学操作》一文的质疑

一、“哲学操作”的含义这不是一个好题目,但对于赵汀阳先生的《哲学操作》一文(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而言,它还是十分贴切的.《哲学操作》一文想说些什么呢?它试图表明:哲学不是让人去“说”、去“想”、去“看”,而是让人去“做”;哲学不是教人去如何“说”、如何“想”、如何“看”.而是教人如何“做”;哲学不是使人去“说”什么、去“想”什么、去“看”什么,而是使人去“做”什么.简言之,哲学就是做事.哲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理     

关于政企分开问题的深层思考

政企关系和政企分开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也是改革中的难点和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仍有作进一步深层思考的必要。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政企要分开；政企难以完全分开；政企又要尽可能分开。一、政企要分开所谓政企分开，并不是反映政府与企业之间不能有任何联系，也不是指政府不要管企业，而是指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它主要履行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政企一定要分开。否则，企业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论海德格尔诗学的中国色彩

海德格尔诗学思想因与中国传统文论具有某些相通性而带上一定程度的中国色彩。这一方面表现在海德格尔诗学强调文艺作品的审美特质在于能够呈现出一种超越文本之外的境界;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文外之境界的认识,海德格尔诗学也像中国文论那样强调其不是立于人们面前的认识对象,而是与人融合为一的境界,人只有进入其中才能体会和把握它。从根源上说,海德格尔诗学之所以带有中国色彩是因为他用以思考文艺问题的“存在”观念与中国文论用以思考文艺问题的老子的“道”论具有某些相通性。     

生成还是指导:老子论“无”的新探究

对老子"无"观念的研究,除了生成论的角度,更应从规范问题入手。因为老子更多谈论的不是等同于"道"本身的作为宇宙万"有"之根源的生成之"无",而是关联于"道"之"德"的指导性的"无"。这样的"无",是对"道"之"德"的非掌控特征的总概括,即从动词性的"上德不德"或"玄德"之"不有""不恃""不宰",走到名词性的"无名""无欲""无为""无以为",最后概括为"无"。而所谓"无"的指导性,正是针对政权如何"长久"的问题来说。     

依道而“看”与人的能在——道家的人生哲学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作为一种看问题方法的“道”，“依道而看”的道家哲学方法论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生活而言，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它能向每个普通人揭示出属于他自己的“能在”，从而让人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人生。道家之“道”并不是死的法则，而是动态、无限、生机活泼等一切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代名词。依道而看，能够最大限度地让人敞开自身，让他人或物性以最适宜的方式向着自己敞开，从而形成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最适宜的良性关系。     

从"象喻之辨"看钱钟书的中道观

钱钟书先生在论及"象喻之辨"问题时,能发前人之未发,运用一以贯之的中道思维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深层考察.既不像章学诚那样,只停留在理有相通的表面上,而是更进一步揭示出貌同下的心异;也不似冯班那样执著于二者的阡陌划界.钱钟书先生同时也指出体异而不害用同.中道虽成于"二道相因",但二者并不是斤两悉称,而是有主次轻重之分的.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中国古代文论求生存与发展必须:(一)超越中心主义的体用框架进入多元对话平台;(二)以文本意义还原完善原生态之体系重构;(三)超越语言与思维方式差异障碍,以普遍性诉求,将本土原生体系纳入世界文学与世界文论,共同面向未来。古代文论体系重构之重新认识和回到的问题造成中西方文论之不可比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普遍性诉求。道与逻各斯是两种地域以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同一个东西,是文学与文论的根源。比语言文化阻隔更重要的普遍性诉求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华民族在其思想传统中本来就存在人类普遍价值意识,其古代文论的未来与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中指向未来。以自我体系化为基础之中西融通,不是以西释中或以中解西,不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三门学科边界的消除,而是在加固各自边界基础上,跨边界对话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