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退隐后重现现代——儒家政治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为了使传统儒学思想中内在超越的积极内涵能够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应当通过继承和创新,重建民族性与时代性。通过研究和反思现代新儒家转化"内圣外王"的思想过程,认为儒学思想在现代转化中的缺陷是对现代性的揭示不完整,将现代性不完整地认定为民主科学,并且也没有意识到西方社会现代性产生的特殊性,进而认为儒学思想重返现代的基本条件是必须解决西方式现代化消解一切内在超越而发展的困境。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儒学经济价值的辩证思考

本文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学思想的经济价值．一方面，传统儒学中超越功利、贵义贱利的义利观；礼教观念的法律化及"长者"、"尊者"的本位思想；"重返轻器"忽视自然科学等陈旧观念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儒学中重人、重德、"天人合一"追求和谐等优秀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功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从商鞅治国思想看秦王朝的速亡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之一，它通过种种措施使秦国走向了富强并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商鞅变法的一些理念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异化，最终超过了限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秦国的灭亡。而商鞅思想中对于在战争中不断“杀力”的需求又从根本上不适应统一后秦朝对外战争急剧减少的现状，因此，从商鞅治道就不难理解秦国二世既亡这一问题了。     

儒学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儒学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被中华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和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是与儒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今天,发掘利用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融入现代精神文明中,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儒学影响与我国 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生成演变

在我国悠久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变迁中,儒学传播与诸夏周边"四夷"民族的原始思维形成交集,儒学影响为少数民族哲学形态的发育生成注入活力和血液,儒学转化则构成了少数民族哲学多元共生的重要思想内容。由接触碰撞到认同吸纳进而转化融会儒学,是我国少数民族形成发展中哲学发蒙、生成演变的递进性标志。"释儒""伊儒""似儒""辨儒(原儒)""反儒"等,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哲学的重要观念构成,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进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刘述先新儒学思想始终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他在批判继承朱熹"理一分殊"说及卡西尔功能统一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思想文化的特色,对"理一分殊"作了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并将此作为自己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他对古今中外文化问题的处理、对儒家思想特质的揭示、对系统哲学的探索,都是通过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来把握的.     

董仲舒与“罢黜百家”

汉代尊儒以统一思想——学术是不以某一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选择。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的首倡者和直接推行者,但他自觉地把矛盾的"推明孔氏"与未必自觉的兼容百家统一起来,则改造和推进了儒学并帮助汉朝抑黜了百家。董生之学、汉代儒学以至汉代学术都对诸子有所兼容。这尊儒、抑黜百家而兼容之,是"百家争鸣"之外另一兼容百家的模式,是古代中国学术长期有所发展的现实土壤。     

试论儒学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定位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历史上儒学是靠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来发挥文化整合作用,以便进行文化传承的。改革开放以后,当现代化事业进展到不能不触及制度、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遇到儒学转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价值观,连同政治制度和社会,确实需要一次花大气力的整合。整合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通过整合在实践中重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便纠正以往在"制度变革与思想演变之间的错位"。这已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无疑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整合中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儒学之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之争,其中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是较为突出的思潮之一,这显然涉及如何正确对待与科学地分析儒学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地位问题。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被儒学所化。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思想强调了儒家文化的重要性,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正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社会现实;由于过于强调了儒学的积极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种现象:夸大儒学文化的正面积极的作用,而导致忽视了儒学本身的局限性与消极方面。将来的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中国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纠缠于"儒家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义这样的意识形态。     

传播和影响：儒学在日本

公元５世纪，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１）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２）儒学思想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据；（３）儒学对日本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４）儒学思想影响甚至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５）儒学思想还影响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６）儒学思想也影响日本伦理思想的形成。     

“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

不管"儒"字在字源上的原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时代的其他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已经鲜明地呈现出儒家的思想特质;而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更突出显现了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的通行理解。尤其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对"儒"的理解,作为战国时代评论各家"儒"的总结性代表,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同时也反映了儒家因应秦的统一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新的追求。     

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

正近日看到新闻,山东省正积极推进"乡村儒学"建设,引导支持儒学专家、知识分子到乡村开设讲堂,推广儒学,教化群众。联想到已经在安徽农村开展数年,颇为热闹的"碧山计划",还有这些年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可以认为,新一波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陆续铺开。乡村的凋敝、空心化早已不是新闻,反哺农村也成为当下比较重要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点缀在全国至少40余处土地上的乡村建设实验,大致可以划     

长江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及其战争评价

长江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很早就引起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的关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争大多利用三峡军事地理位置为走廊,而一举夺得天下的.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在全国军事大势中有"重中之重"之优势,这一区域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的作用有史可鉴.对三峡的战争作用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与中原战争相类比,而应始终把它放在天下大势中来考察.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佛教与儒学都不是一家;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特色;而对佛教的认知与评价不乏误读之处.     

论儒学发展中传统家训的积极作用及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家训是儒学深入家庭的表现形式,它以儒学为理论基础,体现着儒学的价值观。传统家训强调儒学的重要性,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做人标准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将儒家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的道德要求在家庭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推动了儒学在家庭中的普及和传播。传统家训对儒学思想进行阐释和发挥,使其含义进一步扩大加深,使之更趋近家庭教育需要,并根据社会实践需要作出调整,使儒学思想接近实践并具有实用性、操作性,拉近思想和实际的距离,推动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在儒学发展过程中,传统家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时代,应当发挥优秀传统家训及儒学的当代价值,使其在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使传统文化经过批判继承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兵学思想述论

在北宋中期"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许多士大夫关心国事莫不言兵。程颢、程颐兄弟也厕身其中,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兵学思想。他们所论兵学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针对宋朝要谋全局、论大略及总结战争的经验,又包括具体的应敌之策。从总体上说,他们的兵学思想具有现实性、儒学化倾向的特点,反映了文人论兵的时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