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体在字体演变上的关系(上)

一繁简问题汉字的草体有两种性质:一是简,一是连。刘熙载《艺概》谓“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这话很对。详与静,是正体的条件;简与动,则是草体的特征。可惜他没有在篆分二体之中认识到同样也有正草的分别,所以虽认识到正草二体的性质,但不能进一步就明字体演变的关键。不过,草体的两种性质,由于书写工具的限制不一定同时具备。一般人一提到草书,就联想到字形的纠连之体,甚至以狂草为草书的标准。其实,     

《史记》《汉书》关系新议

司马迁《史记》载录五帝至汉武3000年史事,勒为一书,共52万多字,开纪传体史书之先。班固《汉书》约80万字,记前汉一代史事,其中汉高祖至武帝太初以前,内容多据《史记》。今考《汉书》参考《史记》之篇章多达61篇,因此,《史》《汉》对读自《汉书》书成以后屡有出现。《史记》成书以后,流传不广,甚至因"微文刺讥"而号为"谤书"。至于《汉书》,极载汉之盛德,传习者众,评价似与《史记》迥异。其实,二书内容相同之处甚多,何以一为"谤书",一为歌功颂德之文?据二书互见之文,可见其中之《春秋》笔法,以及班固《汉书》之史家精神与微言大义。     

楷书部首形义及其辨义作用

汉字部首是东汉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创造的,是对汉字形义分析的结果。众所周知,许慎建部是以小篆的形体为分析对象,以六书为编排原则的。部首的创造,对分析文字的形义很有帮助,给学习和使用汉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汉字的形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演变的结果,使楷书成为日常应用的书体。由许慎创造的部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或合并或分化。明代梅膺祚根据这些特点,编写了《字汇》一书,总括为二百一十四部,即楷书的部首。尔后,字词典的编排多沿用,可见其影响之     

各极其变各极其趣——论晚明书家师古观的转变

晚明书风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因,即为书家自身书学思想的转变.师古观作为书家书学思想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历代书家时所不可或缺的.而晚明书家的师古观,由于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影响,与前代书家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晚明书家反对一种形式上的拟古主义思想,打破了既往复古派书家所崇尚的"古法"、"古意"之美学禁锢,直以出自于心的"己意"役古法、吾神代他神,追求一种与古人不合而合的思想境界.     

湘绮楼诗经评点

湘绮楼毛诗补笺。刊行于世久矣。是书于笺注之外。专及文义。加以评点。发其妙蕴。可开后人学诗不少法门。书未刊行。钞存于二三弟子之手。逸深恐散佚。分刊本社报内。以公后学观摩。凡经文三百五篇。分章评点。一仍原书。抑又闻之师云。世之治诗者。非照此圈点读不通。故一依其旧。不敢增减至诗之大序。师之补笺。及汉郑氏之笺注。皆略不录。周南一之一关睢、后妃之德也、五章章四句旧本作(?)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崇古取向与近代汉字的发展

以往的汉字研究,从总体上看,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注重小篆以前古代汉字的研究,忽视隶变后近代汉字的研究。然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收经籍用字一万左右,至近代《中华大字典》,收字已近五万。谨慎一点说,汉代以后产生的汉字也不下三万,把这三万字体排除在视野之外,显然是不公平的,何况近代汉字与现代汉字的关系更为密切,研究近代汉字的构形与传播更有利于现代汉字的研究,更有利于现在以至将来文字政策的制定。 汉字研究中的另一种偏向是只注重汉字结构等自身规律的研究,而脱离了使用汉字的人们,忽视汉字滋生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汉字是人造的,人用的,它不可能自生自灭,自然发展。人们的社会心理、思维模式、审美情趣、价值观等必然对它具有重大影响,它可以影响汉字的再造和传播,也可以影响汉字书体的演变,甚至可以决定汉字的性质和走向。 本文打算就中国古代价值观中崇古取向     

东周时期秦金文字体研究——兼谈字体断代问题

东周时期秦金文字体处于汉字隶变的关键环节,它的演变内容与过程既与汉字整体演变脉络相符,又具有独特之处,这使得泰金文字体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点与鲜明的地方特色,从而为重要秦器的断代提供了帮助。以字体为依据断代,需要了解字体演变的规律,避免片面地进行字形对比,尤其在以笔画数量、字形繁简来判断金文的早晚时,更要结合字体性质等要素,进行综合考虑。     

讳源略说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臣下、晚辈,对于君主、尊长的名字,口不能说,文不能书,这叫做避讳。避讳之俗,源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清人陆费墀的《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和现代人陈垣的《史讳举例》,是两部关于避讳学的专著。陆费墀虽未明确指出避讳始于何时,而他在其书中关于帝王庙谥年讳的记叙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要是以此推论,避讳之俗便是源于汉了。陈垣对避讳源于何时这个问题,也没有正面论述,但他在其书的序言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其俗起于周。……”;而他在其书的第八卷《历朝讳例》中,论述避讳的历史时,又是从秦王朝开始的。     

明太祖严驭宦官试析——兼及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代,宦官祸国最称惨烈,都导致一代王朝的覆灭。明在汉、唐之后,太祖朱元璋以严驭宦官著称,原本可以避免宦官之祸,但事实上却重蹈覆辙。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明朝的兴与亡,都同朱元璋有某种扯不断的关系。这也就牵涉到了明太祖的评价问题。     

清末在日本的书法家

清末中日书法交流活动,极为频繁。一八七九年,书家王之春作东瀛之游,居横滨半月,为日本朋友不断振笔挥毫。他在《东游日记》里,称辞别驻日使臣何汝璋、张斯桂后,“仍坐火车回横滨。……罗朗卿出纸数十卷,皆东人所托书者。伸纸挥毫,至十二点钟毕事。”一八八○年,阙名在《日本纪游》(日记体)中,记及书家在神户的,为浙宁人胡震(字小苹,工诗擅医)、常熟     

论书法创作与兴会

书法创作是一项复杂而又微妙的创造性劳动，它不仅要求书家在德、识、学、艺诸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而且还需要兴会灵感。“艺事必借兴会，乃得淋漓尽致，催租之罢，时或憾之。”“无精神者，书虽可观，不能耐久索玩；无兴会者，字体虽佳，仅称字匠。”因此，正确认识兴会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和规律，从而自觉地养兴，是保证创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就汉字而论字体,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指文字的形体;二指书写的字体;三指书法家的字体。这三种意义互有关联但各有分别。就文字的形体讲,只須分为正草二体。就书写的字体讲,一般又分为正草隶篆四体,或真行草隶篆五体。就书法家的字体讲,那是指各家书法的风格,可以分得很多,最流行的如颜体、柳体、欧体、赵体之类便是。由于有分别,所以要说明我们所讲的是文字的形体;由于有关联,所以我们又可以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不过,所谓“书法”,是指实用性的书写说的,并不完全指艺术性的法书,所以文字的形体可以和书写的字体有关系;而和书法家的字体就不生干涉。因此,所谓演变,也即是由篆而隶,由隶而楷这些字体演变的过程,而不是指书法家法书的渊源和影响。     

金农写经体楷书、楷隶及相关问题

清代金农写经体楷书和楷隶是金农书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碑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金农在四十七岁至七十岁之间形成的写经体楷书和楷隶书风,取法无名氏的宋代写经体楷书,与其隶书取法《华山碑》一样,注重“非经典”书风的汲取,这正是清代碑学发展的鲜明特征。金农写经体楷书有“写意”和“工稳”之分,楷隶有“肥笔”和“瘦笔”之分,厘清了金农楷书书风的基本形态。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分类问题可从金农楷书书风之变进行讨论,除晋楷、魏楷、唐楷之外,写经体是碑学兴起后书家楷书取法的重要来源,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朱雀”的形成及与“凤凰”的混淆

先秦两汉时,在同一文献内部,都既有朱鸟,又有凤鸟。朱鸟是南方宿名,表方位;凤凰是灵异之鸟,预太平。只有在《楚辞》及汉墓葬中,朱鸟被赋予灵性,这种富有仙味的意象后来进入道教文化。而在纬书中,预太平的凤鸟,开始与南方之火相配,这成为凤鸟配南方之始,也是二者意象相混的起端。当凤鸟也进入道教,最终实现了二者意义的完全混淆。在道教文献中,凤凰大多已不再是祥瑞,而朱雀也不仅指方位,二者成为性质相同的仙鸟,在修道成仙后会出现。所以,至宋以后的文献注解中,朱雀、凤凰都可指南方,也都是神鸟,已无须辨别。而道教则成为混淆朱雀与凤凰意象的关键环节。     

西宁地区的古代文化与考古研究

<正> 西宁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早在秦汉以前就被称为“羌戎之地”谓之湟中。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自古以来,汉、藏、蒙、土、回、撒拉等民族的先民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在她七千年历史的漫长时期,留下了不同面貌的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汉代直至明清的各个时期的文化遗迹、遗物皆有发现,这对于研究当地各民族     

汉代的奢侈之风及其社会影响

有汉一代,自景帝后期,特别是武帝即位以后,“淫侈之俗,日曰以长。”上自皇帝,下至公卿大夫、庶民工商,无不争为奢侈。转转益甚,风靡全国,愈演愈烈。以至以奢侈著称的汉成帝亦发出了“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的慨叹。那么,汉代奢侈之风盛行的原因、内容、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影响如何?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考工记的“轮人”

考工记是我国最古的一本科学技术书,记录了我国汉代以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考工记开卷说:“国有六职,百工居其一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五材百工,均是概括的话,郑司农以五材为金木水火土,郑玄谓水火不能单用为器物,故以金木皮玉土为五材,虽较确当,但就通俗的五行来说,玉应属土,且分工上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二,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其中刮摩只用工具,不作为材,而设色的颜料亦是材,是     

从出土文献看周秦《书》的原貌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与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缁衣>摘引<书>的面貌基本相同,差别细微,说明<书>篇的基本内容在当时已经基本定型,再现了战国中期以前用战国文字书写<书>的局部面貌.从郭店一号楚墓竹简<成之闻之>篇对其所引<书>篇的只言词组进行阐释的现象来看,说明至晚在战国初期,<书>之章句阐释行为已经存在,始为汉儒<尚书>"章句之儒"一派的滥觞.     

蔡邕书法地位的变化与相关的历史问题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士,也是一位有很高声誉的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对于蔡邕的书法成就及理论著述等问题,后人有所怀疑。蔡邕书法地位在晋唐时期有很大变化,蔡邕书法地位被抬升与唐玄宗锐意提倡八分相关。为迎合唐玄宗的旨趣,八分书受到其时很多书家的重视,蔡邕也被文臣树立为八分之祖,而围绕蔡邕的相关传说与理论著述也在这一风气下渐渐出炉。     

释“露布”

“露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梁任昉《文章缘起》说:“露布,汉贾弘为马超伐曹操作。”但是,根据《汉书》、《后汉书》及唐李贤《后汉书》注,这种公文形式,至迟在西汉时就有了。不过,那时称为“露章”(《汉书·何武传》)。后来,也称为“露版”。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说:“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者。”(《说郛》卷4)所以,清代学者赵翼说:“露布之名,汉已有之,但非专用于军旅耳。”(《陔余丛考》卷21)关于露布这种文体的用途大致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