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诵诗的崛起与歌诗的隐退

歌与诵,作为中国诗歌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在不同时期交替起着重要作用。只是歌诗亦可诵,而诵诗不可歌。以吟诵为唯一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纯粹的诵诗的出现,当在汉代。到了魏晋,"诵"开始取代"歌"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这可以从文献记载与现存的诵诗数量两方面得到印证。伴随着吟诵盛世的到来,与音乐脱离的诗,不再需要以歌为载体,诗歌语言本身的节奏音律得以突显,中国的诗歌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人诗歌的时代至此开启。     

汉语诗歌句式的构成和演变的规律

古代《诗经》、楚辞、五七言诗、词曲以及现代格律体新诗的主要句式的构成和演变有如下规律:汉语诗歌是由歌诗向诵诗发展的,诵诗的节奏才是诗歌语言自身的节奏;这种节奏主要由句式体现;句式主要由双音顿构成;句式以包含三顿数和四顿数为适宜;句式适宜以音数较少的音顿结尾。     

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论新诗与歌诗

在对现代诗歌与歌词关系的认识中,长期流行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它们都忽略了“歌诗”的存在,都失之片面.“歌诗”自古就是中国诗歌的组成部分和一贯传统.由于新诗的产生省略了“民间歌诗”的阶段,一开始就是文人的参与与自觉创造,再加上现代出版业的影响,使得新诗在人们心目中长期表现为一种书面化的存在,“歌诗”似乎消失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歌诗”在理论上不会消失,在事实上也依然存在.在现代语境之下,“歌诗”在诗歌与歌词之间.有必要从理论上提出“现代歌诗”的问题,而其中包含有对当今中国诗学的、音乐的、文化建设的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论西晋乐府诗中故事体歌诗表演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乐府诗音乐文学的特质决定了乐府诗研究需要音乐、文学两个层面的综合考察。故事体歌诗作为西晋乐府诗独特的一类,以演述故事的方式发展了乐府歌诗的表演艺术,而这些歌诗的表演又对歌诗内容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代表性的故事体歌诗有《艳歌行》、《秋胡行》、《秦女休行》、《惟汉行》等,从歌曲类型看,这些诗歌主要收录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歌诗的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影响到诗歌内容;可表演性为歌诗内容的简化提供了可能;女伎表演主体和观众喜好影响故事情节的变化。     

东晋南朝歌诗艺术考论

以往研究东晋南朝歌诗艺术的学者 ,更多地侧重于对歌诗文本的解读 ,对于歌诗创作、表演和消费的情况则明显重视不够。本文在把歌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消费产品的前提下 ,对东晋南朝时期 ,王室、贵族到文士们的歌舞声色消费活动及艺人们的歌舞表演活动 ,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认为正是这些精神消费需求 ,为当时民间的歌诗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并促使文人和歌舞音乐艺人在充分吸收民间歌诗鲜活生命力的基础上 ,又有了全新的创造 ,从而极大地活跃了娱乐市场 ,使歌诗艺术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并对唐以后歌诗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由谣到诗--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开拓诗歌研究的新领域——读《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长期以来歌诗被简单地当作诗歌,歌诗研究往往局限于纯文本研究,与之相关的配乐、配舞、表演者、观赏者、表演方式,以及受这些要素影响所形成的歌诗文本在语言艺术方面的诸多特点,被人为地忽略了。《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一书,从全新的视角出发,采用新的方法和思路,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不仅结论新颖稳妥,拓展了歌诗的研究领域,对于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有其独特的启发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传统文论表现出强烈的重伦理教化的实用主义工具色彩,对形式主义一直采取蔑视和压制的态度.但就是在这种极不利于艺术生长的文化氛围里,中国古代作家在诗歌创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突出和普遍的以形式为本体的倾向,对重伦理教化的儒家诗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抗衡作用,实现了诗歌创作向艺术王国的回归,从而创作出了举世难以匹敌的真正的诗歌艺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三一,汉语文字的本体性特征是汉语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形成的基础;二,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走向和结构格局决定了诗歌创作以形式为本体的特征;三,工具主义的形式观客观上推动了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     

论李白的乐府咏史诗

李白的部分乐府咏史诗,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与南朝相似的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征,却蕴涵有女性生命关怀意识;而其他大部分作品则全面恢复汉魏兴寄传统,扭转了南朝、初唐时期比较孱弱单一的格局,拓展了乐府咏史的题材,标志着盛唐乐府咏史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同时,其乐府咏史诗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多为旧题,但能恰当地处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征。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李白诗歌的认识。     

王安石的经学观和他的词

王安石是宋史上重要的一笔,但是九百年来褒贬不一。王安石具有既不同于汉唐诸儒又不同于程朱宋儒的经学观,是宋代不可忽视的一位经学大家;同时,王安石以一首《桂枝香》横亘宋代词坛,单片成名,成为宋代词史上的重要词人。从王安石的经学观来关照其词学观,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王安石。     

试论经典诗歌的美学特征

经典诗歌是中西经典文学中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的叙事诗、抒情诗璀璨夺目,格律诗、自由诗绚丽多姿。本文从强烈的抒情美、丰富的想象美、特殊的诗法美、凝练的语句美等方面,分析了经典诗歌的美学特征,指出了经典诗歌与经典散文、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在美学意义上的区别,得出了经典诗歌更具打动欣赏者的美学力量。     

中国古典诗词用典简论

分析了典故的涵义和类别,概述了历代文人用典的特点,提出了中国古典诗词用典的最杰出作家为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观点,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用典,大多能做到寓典于情、寓典于景、寓典于理、寓典于境、寓典于美,具有一种美丽而自然的魅力。     

绿原诗歌研究综述

本文综述了研究者对“七月派”诗人绿原20世纪40年代至今诗歌创作的研究状况,从诗歌的阶段性研究、整体性研究、特殊视角解读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研究等多视角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到绿原的诗品与人格,从中可以看到诗人诗心的坚守、岁月的磨练、生命厚度的积淀使其创作不囿于初期的诗风,不断地超越自我,纵观他一生的创作,他的“为人民而歌”的诗思从来没有停止。同时把绿原诗歌放在文学史中进行反思并探讨,更能够体现其诗歌的价值以及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诗界革命采用保守方式的原因探微

诗界革命是多元发生的、本土化的、保守的汉诗改良运动。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诗的因素,更有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变革等非诗的因素。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保守也来源于那些热衷改革的进步文人,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不得不“全盘西化”,为了求得心理平衡,甚至因为自卑而产生自负,他们更加重视甚至高估本土文化,加上当时对外国诗歌的“先进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外国科学及政治体制的了解。古代汉诗特别是定型诗体格律诗体成了封建专制的象征物和封建文人聊以自慰的心理寄托品。在社会改革大潮冲击下,他们只愿意对汉诗进行“本土化”改良。因此诗界革命只在汉诗的语言特别是词语上作了适度的改良,根本没有涉及到汉诗文体的两大基本成分——诗体和诗家话的实质性变革。诗界革命采用保守的改良方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对日本审美思想的影响

论述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对日本诗学、中国古代绘画对日本绘画、中国雕塑艺术对日本雕塑艺术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日本艺术在模仿中的创新特点。     

豪迈强劲 意气风发 自成一家——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的创作先河者伯颜及其创作

伯颜作为元代早期学习汉字进行创作的诗人,原系成吉思汗近亲家族人,一生于军旅中,其汉文诗歌主要描写自已的亲身经历.他以得天独厚的军旅统帅生活为基础,创造了<奉使收江南>,<鞭>等不少内容充实,气势雄浑的诗歌与散曲作品.他的诗歌与散曲风格雄健,情调高昂,阔大豪放,气势雄浑,粗犷豪爽,他是元代蒙汉诗歌交流的先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