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式情景交融的文学创作论——论《文心雕龙·物色》篇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要论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这种“情景交融”创作模式是华夏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心境契合、以情状物等重要理论。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

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聚焦范围下被选择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传统。“体物”诗学诗艺关联着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物”。陆机在《文赋》中首先提出了“体物”这个理论命题。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的时候,“赋体物而浏亮”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是一个重要补充。职是之故,“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论贡献和诗学意义需要放在“中国抒情传统论”中来认真地整理与阐释。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论抒情

当前,对于抒情的研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运用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双关、反语等多种修辞方法,作者就能创造抒情。这种观点,实质上抽出文学材料的具体内容,把剩下的形式误为抒情的灵魂,忽视了作者创作个性的作用,忽视了抒情风格的本质特征。本文试就抒情的含义范围、抒情的风格、抒情的产生和表达方式谈些浅见,愿时贤批评赐教。一抒情,是抒发作者的感情。作者内在的个性、气质、情趣、感受同外在的客观事物高度契合,互相渗透,水乳交融,引起共鸣,产生抒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文心雕龙·情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知音》)“诗人感物,发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随讫”。(《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十卷第520页)在我国古代近代文论中,对抒情的论述迭出不已,但大都文论只限于文学作品,诸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之类,涉及其他艺术门类的不多。我们研究抒情,先对抒情含义范围加以略述。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     

"天人合一"式情景交融的文学创作论--论《文心雕龙·物色》篇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要论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这种"情景交融"创作模式是华夏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心境契合、以情状物等重要理论.     

评陆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

一陆机的美学思想是以唯物反映论为其基础的。《文赋》开首云: 夫放言遗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陆机认为创作中的最大困难,便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他为探讨和解决这个难题,在《文赋》中提出正确处理文、意、物三者关系的原则,便是“意”须“称物”,“文”必“逮意”。这是陆机的文学创作论的基本纲领。他还根据这个纲领,论述了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一是学习前人、积累知识和观察、认识客观事物的阶段;二是创作构思阶段;三是艺术表现阶段。创作的第一、二阶段是为     

《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下)

三、言与情的关系刘勰对辞赋中的某些形貌描写,是持反对态度的。如《物色》篇评“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等。这类描写,无论是“循环相因”,或者罗列辞藻,都有悖于“体物写志”的艺术规律。任何文学创作,写物图貌都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即使以表现形貌为主的绘画,亦无不如此。这样看来,从“诗言志”、“言为心声”到“体物写志”,共     

情寄花木 启思励志——喜读杨子散文集《红与绿》

《红与绿》是青年女作家杨子的散文集,所录作品虽然篇幅短小,却很见作者构思之缜密、剪裁之精细,“其文感情酣畅细腻,笔触流丽”,且大多数作品具有较为深厚的内含和丰富的底蕴。“常寄情花卉”,叙述与抒情并重,状物与言志共举,看似随心走笔,却见匠心独运,征引古人清词丽句亦能恰到好处。既具审美特质,兼有教育功能。     

诗画本一“理”——论宋代山水诗对山水画的影响

宋代诗歌拓开言志抒情与写景状物相结合的创作路径,说理成为显著特征之一。绘画的审美功能主要是写景状物,宋代山水画于深邃隽永、理趣盎然的山水诗歌处受启发,在传神写照的基础上寄意抒怀,以作诗的方法来作画,追求物之生理与人之情理的应会契合,充分挖掘出绘画抒情言志的审美功能,使宋代绘画的创作呈现出显著的文学化倾向。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直致任真 率情而往——试谈《庄子》的审美情感论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指出:《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宣颖《南华经解·庄子小言》也说:《庄子》“写景摛情,真有化工之巧”。对照《庄子》全书来反复品味这个“情”字,颇有“一唱三叹”的情致:一是在“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为庄语”(《天下》)的愤激之辞中,渗透着庄子在人生体验中的“一把辛酸泪”的悲愤之情;二是在说理中以“指事类情”的意象体系融注着浪漫激情;三是在哲学观点中附丽着“直致任真,率情而往”的审美情感论。最后的这一个方面,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颇有阐明的必要。     

漫论宋人咏春词

日月运行,寒来暑往,“天地革而四时生”(《易·革》)。四时景物的变换,往往会触动和影响人的主观情绪。陆机《文赋》:“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正说明春秋的盛衰景象不同,引起人喜悦或悲愁的感情也不同。刘勰也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这就更明白地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简论古典诗词的“形似”与“神似”

文学是现实生活形象化的反映。对它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塑造艺术形象。古代文论家说:“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黑格尔论述《艺术美的概念》,称:“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都认为社会生活和自然界里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是文学创作的物质基础,经过了作者心灵的筛选熔铸,被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 诗当然也如此。锺嵘说:“指事造形,穷情尽物”;刘勰说:“诗人感物,连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窥意象而运斤”。王昌龄谓:“搜求于象,入于心境,神会与物,用心而得”。遍照金刚指出:“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