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重大刑事冤案成因分析及应对策略——以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为视角

近些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许多重大刑事冤案,危害极大,比较典型的如赵作海杀人冤案、佘祥林杀妻冤案等.刑事冤案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现行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便是其中之一.文章以应对重大刑事冤案的发生为出发点,我国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优化.只有建立了良好的法治观念与法治环境,构建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赵作海杀人冤案这样的人间悲剧再次发生.     

法律逻辑方法与司法公正实现

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三种子类型之一,它包含公平、正义两个层面,但公平并不等同于平等,而是衡平之意。“司法公正”成为2011年“两会”的关键词,源于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刑事冤案,而造成这些冤案的根源就在于司法不公正。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须凭借司法理性。法律论证是通向司法理性的桥梁,法律逻辑方法是通过这种桥梁的基本交通工具。法律逻辑是建立在非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法律论证分析与评价框架,而不是建立在传统意义的逻辑框架之上。这种法律论证框架是司法公正实现的基本工具。     

毛泽东与王实味的定案

这是《毛泽东与王实味冤案》总题目的第一篇.尚有:王实味冤案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毛泽东在七大回顾王实味问题、"赔我一个王实味"、毛泽东对王实味的"再批判"、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提王实味等,系统地阐述王实味冤案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并探讨毛泽东与王实味冤案的关联和王实味冤案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本篇强调:王实味冤案是在整风运动中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就没有王实味冤案。      

日本“大逆事件”与幸德秋水

一九一○年日本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捏造一个暗杀日本夭皇的阴谋事件,幸德秋水等数百人被捕,其中二十六人被起诉,十二人被处以绞刑,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所渭“大逆事件”。实际上,这是一场政治冤案。当时,日本统治集团怕暴露这个冤案的真相,收回有关审判的文件,严密封锁,禁止议论这件事,企图蒙蔽广大日本人民群众。因此,这个政治冤案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一直是个谜。日本战败后,其真相才大白于世。     

清代“顶凶”现象成因研究——以王树汶冤案为中心

“顶凶”是传统代刑行为的异化。王树汶冤案是清代一则典型的顶凶案例。从此例冤案来看，司法腐败不是清代“顶凶”行为泛滥的根源。官吏分途下对于吏的生存、发展权的漠视，对强盗案司法效率的过度要求，将政治稳定置于个案正义之上以及司法官与士人在报应理念下对道德正义的追求，共同导致了“顶凶”冤案的发生以及覆审翻案的艰难。尤其是对道德正义的追求，使顶凶行为具备了理论“正当性”,更是“顶凶”冤案长期存在的法文化根基，也因之成为冤案预防与纠正的难中之难。治理“顶凶”行为，预防与纠正冤案，必须在保障司法官吏的生存权、发展权基础上，尊重司法程序客观规律，协调法律正义与政治需求、社会道德标准的关系。     

公司社会责任之伦理责任的公司法审视

公司伦理责任不能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得到实现,要求公司积极从事慈善捐赠等社会公益活动与公司最大化创造社会财富的社会职责背道而驰。其实,公司的伦理责任如从事公益性活动应是由股东通过社会财富的三次分配来承担的;公司的不诚信经营、制售伪劣产品等失德问题,要通过完善法律来规范。我国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中的道德伦理责任只能理解为一种倡导性规定。     

侦查取证语言规范化研究——隐性不当取证语言与冤案防范

刑事冤案、错案的发生与隐性侦查取证语言的失范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实现了权力(利)关系的具象化,也导致了权力的恣意性。从讯问实践来看,隐性不当取证语言的产生源自于公权力的膨胀和语言生成机制两方面。其主要体现为粗暴的话语打断、有罪预设、逆向同义改述、诱导性提问以及指令性言语行为等五个方面。为了预防我国冤案、错案的发生,我国侦查机关应当从语言学的技术架构和语用策略方面来规范隐性不当取证语言的实践运用,从而为提升我国司法的公信力增添助力。     

从浙江两起冤案平反看新刑事诉讼法对冤案的预防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而2013年年初以来，多起冤案接连立案复查．以浙江省叔侄奸杀冤案、五青年杀人冤案尤为典型。刑讯逼供、“疑罪从轻”，是浙江省两起冤案的共同成因。对此，新《刑事诉讼法》在预防冤案方面有一系列新规定，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完善了询问程序以避免刑讯逼供发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排除非法手段得来之证据，明确了定罪量刑证据标准以指导判决，避免疑罪误判。     

社会主义公平的实现途径--论邓小平的公平思想

邓小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公平的途径.他认为发展生产力不仅是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包括实现社会公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通过先富带后富,让一部分生活先好起来的人,起示范作用,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对利益差别进行调节,使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工农大众公平合理合法享受社会财富;运用法律保障公平,通过法律手段打击非法暴利者,保护合法劳动者,保障社会成员充分享受社会财富和拥有平等竞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冤案逻辑概论

法律逻辑尚有一些领域有待开发,冤案逻辑就是其中之一。逻辑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思维形式。思维形式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类。一般的逻辑著作大都研究和阐述正确的思维形式,而专门或系统地研究错误思维形式的,则寥如晨星,特别是专门系统研究诉讼中错误思维形式的专著更未见问世。其实很多对象,从反面进行研究能予人以重大的启迪,冤案逻辑这一概念就是由此而提出的。我校梁国钊教授的《失败的科学》、日本学者野崎昭弘的《诡辩逻辑学》也是着重从事物的反面进行研究的。     

经济活动中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义和利关系的问题产生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社会财富与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相当，每一个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或需要尽可能地获取利益或财富，因而也就不存在利益调节或财富分配的问题，正因为社会财富的积累还不能完全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所以才产生了如何去追求和分配利益这样的问题。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当中，才产生了义和利的观念之辩。一、义利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早在远古时代，义利观念就随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在甲骨文中，“利”的本意是指用刀割庄稼，后被引申为利益、功利；而“义”的本意是指人…     

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追求

法律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和法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深入探讨法律价值目标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效率是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市场经济的效率性要求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的形成。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就是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以有效的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亦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的最佳配置。     

社会主义法律自由观对资本主义法律自由观的超越

资本主义法律自由观建构在个人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法律自由观建构在马克思劳动哲学基础上。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个人自由主义,就是权利主义,强调每个人平等享有言论、信仰、人身安全特别是个人私有财产所有权等。社会主义法律自由观在强调个人基本人权平等的基础上,强调任何权利的实现都不是抽象的,需要具体的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权利平等需要经济平等的支持,社会财富的分配、占有、管理和消费都应该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法律真正应该保护的个人私有财产权必须是劳动所得。社会主义法律自由观超越了资本主义法律自由观,更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行政垄断规制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行政垄断规制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垄断规制法的法律成本要远远高于经济垄断规制法。由行政法规制行政垄断比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能够带来更多的社会净收益,符合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要求,是有效率的。因此,行政垄断必须由行政法律制度予以规制。     

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看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最近发生的＂赵作海案＂堪称＂佘祥林案＂的翻版。发生在当今法治社会的两起如此相似的冤案引发了各种争论,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存在着有罪推定、非法取证、重口供轻证据等诸多问题。在发现这些问题并探究其背后原因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以避免类似冤案的再度发生。     

锚定效应对刑事冤案的影响--以“念斌”案为样本

锚定效应是导致法官认知及行为偏差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有效减少这类偏差,也就不可能真正降低刑事冤案的发生率。这个重要但是研究几近空白的领域,对冤案的发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文章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分析思路试图对锚定效应的相关理论概念、发生机制和如何减少锚定效应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对未来法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向作了简要阐述。     

“疑罪从无”的当代命运与规则要义

旨在人权保障的“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受阻,而“疑罪从轻”的判决却比比皆是.“疑罪从轻”备受指责,被认为是冤案的祸根.事实上,诸如赵作海等案件中“疑罪从轻”与冤案的发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既然赵作海等冤案的从轻判决是法官在明知其无罪下的无奈选择,应对之策只能是:尊重司法规律,还权于审判法官;建立判决说理机制,保证法官面对“明显疑点”案件时能够果断作出无罪判决.     

论诉讼时效价值

诉讼时效正当性的法理基础并未被人们真正认识,传统诉讼时效价值理论多有漏洞,主要是没有跳出法律自身的藩篱.随着商品经济日渐发达,效率成为经济生活追求的最高目标.法律从来都是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经济生活对效率的要求必然反映到法律制度之中,效率价值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诉讼时效是法律效率价值的具体制度设计,其一定程度牺牲个人权利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效率的需要,促进经济流转,增加社会财富.诉讼时效反映法律效率价值,通过诉讼时效的生存条件、诉讼时效价值演变、诉讼时效期间缩短趋势等都可以得到印证.诉讼时效价值通过诉讼时效期间、客体和效力来实现,又通过诉讼时效障碍、援用和时效利益抛弃来自我规制.     

论滥用“狱侦耳目”的危害及其防治——以张辉、张高平冤案为视角的反思

“狱侦耳目”虽然在协助案件侦破方面具有一定辅助作用，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其在侦查过程中极易被滥用，从而异变为一种直接实施“侦查行为”的秘密力量。张辉、张高平冤案的爆发，反映了滥用“狱侦耳目”对于司法公正的巨大危害。对此，应当从法律修改与法律适用、制约机制建设、侦查模式改革三大层面入手，建立起健全而完善的防范、治理机制，以减少并遏制“狱侦耳目”的滥用，最大限度地避免“二张”式冤案的再次发生。     

世声论点

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温家宝贪官敛财,从来都祸及子孙;廉官清白,多数能荫泽后代。——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一个富裕人家打算请个厨师,来了厨师就要开工资,于是请来了出纳;人多了、菜多了,于是请来了采购员、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