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本文主要分析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作用机理以及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并对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分类,以求呈现出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安排中更清晰的轮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任何社会都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无论法制怎样健全也不可能代替非正式制度。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中国市场化进程

经过二十多年市场化制度变迁的改革,中国已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总体上已达到50%以上的水平。但由于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结果导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只有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加速渐进式的改革,才能消除问题,才能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稳定性增长

在市场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关注的重心是社会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尽管在短期内人们可以看到正式制度的效应,但在长期的环境里,很多领域却出现了制度失灵。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对社会经济及市场秩序的影响远比正式制度更为持久,而中国在优化市场秩序、推进经济稳定性增长方面,必须重视和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非正式制度建设与社会和谐

非正式制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社会公平价值观缺失、传统特权文化的惯性、社会道德滑坡、潜规则盛行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必须强化国家的建构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和媒体传播创新,完善正式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农地制度创新

本文在探讨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农地制度创新影响作用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中国农 村中一些主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平均主义、中央集权经济、家庭和家族观念、公私观念对农地制 度创新的影响。最后是简要结论及其对农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非正式制度与国企民企融合发展

国企民企融合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必然要求,是今后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与改革内容。在双方长期融合发展实践中,人们在重视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及作用。国企民企融合发展实质是交易成本问题,相关非正式制度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弥补正式制度不足,产生良性的路径依赖,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国企民企融合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存在缺失、制度冲突等问题,导致非正式制度低效,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对双方融合发展形成障碍。对此,需要加大非正式制度建设,其中企业文化的整合是关键,相关正式制度的健全也必不可少。     

文化全球化与构建中国先进文化

文化全球化指的是由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决定的、以文化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以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上的大规模交流与互动为内涵的世界文化发展过程。文化全球化并非世界文化的同质化。不可否认的是 ,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将会一统天下。在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中国先进文化 ,首先必须坚持文化开放 ,汲取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 ;其次要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弘扬民族文化 ;最后要在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文化安全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民族经济、政治等社会诸多因素的整体性问题。经济与文化的关联性,使得民族经济的不够发达成为了民族文化安全危机的重要原因。加速经济发展,加强文化建设是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关键。而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积极进行民族文化资本化也是全球化背景下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路径。     

大众文化与文化形态转换

大众文化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兴起标志着由等级文化形态向平等化的文化形态的转型,是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重要实现形式.大众文化具有民主和多元化的品格;大众文化形态下的文化真理性在于它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于通过文本间的比较来揭示彼此的真理性限度.我们既要正视大众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又要对它进行合理规范和引导.     

“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演进与新突破

文化软实力是在文化力概念和软实力或软权力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概念。文化力与软实力(软权力)概念和理论是讨论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的基础;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就是对此前文化力概念和理论的新发展,它们应该属于同一个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到了文化软实力概念,但更强调文化概念。无论是文化力还是文化软实力,都是文化的综合体现,也应该以文化发展为目的。     

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

文化研究中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它应当被看作是一个表意的系统,是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化研究的兴趣,并不在于探寻“文本”的那个“单一的”、“本质的”、被承诺的意义,而在于“文本”的“社会”意义,以及它如何被挪用、又如何被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实践之中。霸权通过意义的流传得以生效,意义的流传又可以加强统治和服从。应该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中思考文化。     

风险文化研究与国家信息安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下的传媒文化责任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增长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特别是网络与卫星通讯技术的普遍使用,推动了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利益重组和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使得心理意义上的社会不安全和各种损失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随着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人们对现代各种制度控制确保社会安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人们的风险意识在增加,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也在深入,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文化现象。风险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风险社会研究。处于社会双重转型期的中国,因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使当代中国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就地缘政治而言,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在国人面前,成为风险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隐患。大众传媒在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以营造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     

社会资本、权力与法治

社会资本理论的再现是时代的要求,是不断地解构、批判和综合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的结果。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有比较透彻的分析,他概括出了社会资本的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等五种形式及其现代意义。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权力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传统型法制向现代法治的转变)关键时期,如何使政治权力为建构新型社会资本服务,使社会资本成为法治的补充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建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论要

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具有重要作用,以文化形态为主的软实力已然成为当今时代国家间实力消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具有丰富资源和良好基础,同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与问题。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当代中国强国使命所在。     

论文化自身的矛盾性

文化是一个矛盾体,文化自身的矛盾性就充斥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之中。从文化的演化方向角度看,文化发展既有进化,也有退化;从文化的空间展现角度看,文化通常表现为优化和劣化两种趋向;从文化进化论的立场看,文化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从文化的价值评析角度看,文化的代价与效益并存。文化绝不是一种和谐的自我封闭的整体,而是充满了最为激烈的内部矛盾。人类只有在承认文化自身矛盾性的基础上,理性分析和正确解决文化矛盾,才能自觉地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文化生活与农村文化建设——杭嘉湖市郊农村文化的调查与思考

运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杭州、嘉兴、湖州市郊农民、农村的文化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文化生活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则相对单一,因此要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着手,努力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