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论明代的阁权

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郑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朱元璋废丞相后,明代中枢辅政的迫切需要催生了内阁制度。随着内阁议政权的不断完善和一批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的出现,内阁制度有向宰相制度发展的趋势。但内阁在规制上无权辖制九卿,在议政上又受制于司礼监,内阁衙署也非宰相开府。因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进程以无果而终。     

廷杖与午门

一位学者在研究宦官的心理畸变时,谈到明代的宦官在政治生活中无恶不做,大肆从事特务活动,对一些官吏动辄用刑,残酷已极。轻则廷杖,“所谓廷杖,就是把大臣拖到午门外痛汀,由锦衣卫校罚行刑,司礼监官员监督。”(见《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宦官人格及其心理行为结     

明代的密疏: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顶峰时期,明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加强,除了一些传统的措施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由于皇帝在处理密疏时,既不需内阁的票拟,又不必司礼监太监的代为批红,批答后也不必经过六科的驳正发抄,完全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与正常的题奏本相比,明代的密疏是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论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

明代官揭文书在朝政运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进呈和发抄有其规范性。阁揭与普通官揭进呈存在较大区别,阁臣拥有进呈密揭特权,可以直接进呈或由司礼监文书房转呈御前,而一般官揭的进呈流程为经通政司到司礼监文书房再达御前。根据官揭的不同类型与功能,普通官揭进呈又存在多种情况:御前直奏,由司礼监官承旨接上;遇紧急或特殊情况,直接从会极门封进等。在明代权宦或权臣把控朝政的特殊时期,普通官揭进呈制被打乱,即出现先向权臣权宦递进揭帖再走程序的现象,在明末甚至允许白头揭帖进呈。考察明代官揭进呈和发抄,是揭示朝政运作的重要窗口。     

明代的佞幸与明代社会

本文认为明代的佞幸干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独具特点，构成明代政治史的一大特色．佞幸或靠掌握锦衣卫的权力，滥杀以求赏识；或靠宗教、左道以迎合皇帝的虚空心理而干求荣禄；或靠武勇投皇帝之所好，窃权弄柄；他们对皇帝谄媚逢迎，无所不至，皇帝时他们时时寄以耳目，委以重任，由此而对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佞幸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大都是破坏，给人民带来的尽是灾难，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皇权专制的绝对化，同时明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和皇帝的某些嗜好和心理也给佞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值得后从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