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随想录》所显示的巴金人格

《随想录》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随想录》出版后记)。确实,读完《随想录》,我们会受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感召。这种人格力量是巴金用自己的全部爱、憎乃至生命凝结而成的。它具体可描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执着性“自从我知道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这是巴金写作的目的,也是他一生执着追求的信念。这种执着性的内容表     

巴金文艺思想新论

巴金在《随想录日译本序》里说:“我意外地‘闯’进文坛,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结束文学生活之前,我应当记下我对艺术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独特的看法。”其实,巴金对文艺独特的看法不仅见之于他新时期所写的《随想录》与讲话,而且见之于他六十年来所写的大量序跋、前言、后记与其他评论。梳理与研究这些精辟见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很有价值的。     

鲁迅“碰壁”臆测

一、所谓“碰壁”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鲁迅连续在三篇文章——《华盖集·“碰壁”之后》(1925年5月21日);《野草·死后》(1925年7月12日);《华盖集·“碰壁”之余》(1925年9月15日)里说到自己的“碰壁”。鲁迅说:“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又说:“我想,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钉子。真是完全失败,呜呼哀哉了!”那么,“碰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鲁迅的战斗生涯。先看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     

狂人形象散论——鲁迅《狂人日记》学习札记

一九三五年,鲁迅以史家手笔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做了如下的概括: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     

巴金“谢世之作”《随想录》艺术特征粗探

进入古稀之年的我国现代文学泰斗巴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压抑、十年沉默之后,花了将近八年时间,一字一字写出了五卷《随想录》。老人在该书“新记”中写道:“我写好第一百五十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我们读完这部被他自己称为“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帐”的精心巨制,完全被作家那颗滚烫的心、真诚的心打动。他那严于解剖自己的勇气,忏悔自省的意识,深刻探索的精神,顽强奋进的毅力和赤诚坦荡的胸怀,使我们每读一遍,都受到一次灵魂的震撼,不能不在“真话文学”面前陷入深思。     

注释要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

鲁迅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认为:拿别人的姓氏籍贯来开玩笑,这是无聊的攻击。因为姓氏籍贯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与此同时,鲁迅还认为:“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     

“摩登圣人”解

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不止一次地用讽刺的语气引用孟轲称孔老二的一句话:“孔子,圣之时者也”去抨击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到了一九三五年,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对孟轲这句话更作了一个绝妙的“翻译”,说:“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这一“翻译”,更明白地体现了鲁迅对孔老二的深刻批判,把吹捧孔老二的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反动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     

浅草——沉钟社艺术倾向之我见

浅草——沉钟社“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自从一九三五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作出这个论断后,五十年来,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该社的艺术倾向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渐次升级的趋向。比如,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赵遐秋、曾庆瑞编,以下简称《小说史》)写道:“‘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鲁迅这个论断,除了时间误记,大体上是恰当的”。“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又看不见出路,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只想在文学艺术中讨生活,因而流入了‘为艺术而艺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鲁迅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一九○三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以下简称《略论》)。青年鲁迅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前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当时深以‘地质学不发达’之虑,……因此撰述这篇关于中国地质的论著,以示创导”。这是说,鲁迅为了引起大家对地质学的研究兴趣或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著此论文。最近,杨天石同志对《略论》重新注意起来,进行了考察、研读,他虽然指出“鲁迅写作《略论》”,是与沙俄帝国主义借中国买办商人出面骗取开采权以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这一史实直接相关”,     

鲁迅、郭沫若确曾在《对英宣言》上列名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6日所作的《我要说的话》(后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演说中,曾赞扬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指出“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宣言”,指的是《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4月出版的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但在该刊上的这一宣言的末尾的“签名者”,却是这样的几个字:“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并无郭沫若的名字。当然,在这个“等”字中,是应该包括郭沫若同志在内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高长虹：“独语体”、“闲话风”散文潮流 的开创者之一

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的说法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根据相关资料可以知道,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朝花夕拾》和《土仪》的写作、发表、结集出版情况可以知道,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的创作潮流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的系列文章应该是高长虹的《土仪》而不是鲁迅的《朝花夕拾》。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     

也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

关于吴沃尧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但对它的结构的褒贬却很不一致。贬之者,认为只是“杂集‘话柄’”而已(同上);褒之者却认为“全书布局以‘我’字为线索,是其聪敏处,省力处,亦是其特别处”(见张     

从“金刚怒目”式谈到陶诗的艺术风格——兼与高振中同志商榷

高振中同志《论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作品》一文,(《延安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根据鲁迅先生的教导,对陶诗作了新的探索,应当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但是不顾陶诗的实际情况,硬把鲁迅的指示绝对化,把它当作固定的格式去套,几乎把陶诗全部归结为“金刚怒目”式作品。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     

郭沫若五四时期思想创作独特性之我见

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在阐述鲁迅成长道路时,有一段对郭沫若一类知识分子的评述,他说:“‘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这种知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