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显著影响,其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负向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应构筑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新优势,积极利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的步伐,不断提升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和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下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

河北省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Granger)原因,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水平上影响了河北省的环境质量.同时,由工业"三废"所表示的环境污染指数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特别是近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严格的环境评价,会促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不断发挥,使之今后在改善投资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方面逐步发挥作用.     

FDI与城市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

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污染输出的代理变量,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指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结果显示,两个区域只有连云港的FDI有利于减少三大污染指标排放量,其次表现较优的是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若干问题分析

本文从五个方面定量、定性地分析了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1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 ;2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主要还是“绿地”方式 ;3投资环境不完善 ;4重数量、轻管理 ;5法律不健全。其次 ,通过一些数据分析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 ,并提出了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措施和建议     

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外商直接投资在东西部的分布现状为基础,通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线性关系,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带动作用,并针对目前西部地区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官方发展援助对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与传导机制——对基础设施渠道的评估

近年来,官方发展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东盟地区外资流入的主要类型。在东盟样本国中,官方发展援助显著扩大了受援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互补性生产要素官方发展援助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物质资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在收入水平更高的受援国中,物质资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电力、通信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是官方发展援助作用于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渠道。因此,东盟国家的主要援助方应加强援助合作,努力扩大投入东盟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规模,同时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渠道作用,帮助东盟国家改善投资环境,进而提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83～2008年我国五类环境污染指标,运用"纵向"拉开档次法计算出能够全面衡量我国环境污染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数,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并采用边限检验的方法,对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总额的增长在短期内降低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长期来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不管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进口总额的增加都会显著加剧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短期内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但长期来看,恶化了我国的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对延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分析流入到特定地区的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因此可以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流入到延边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延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计量分析采用2001年至2007年的延边地区8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直接投资对残差的影响程度以及把直接投资和地区特性引入生产函数时的具体效果。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延边地区的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扩大均没有带来显著的影响。     

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以及最终消费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存在唯一长期均衡关系;②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是净出口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净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果原因;③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最终消费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脉冲响应较敏感,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④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净出口的平均方差贡献分别为57.8%、57.7%和73.3%,作用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 现状、问题及对策

从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来看,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正在朝着结构更优、水平更高的方向发展。通过对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方式和来源地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剖析了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进一步优化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完善投资环境;处理好与周边城市利用外资的关系;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监管等对策,以期推进北京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技术进步的总价值和净价值:对长三角、珠三角技术进步的比较研究

技术进步有三种类型:通过引进生产型技术进步获得总收益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通过引进技术型技术进步获得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通过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获得总收益的全部。我国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的利益份额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总价值结构和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从1 9 9 9到2 0 0 2年,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的利益中,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最大,引进技术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次之,引进生产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最小。从2 0 0 3到2 0 0 7年,引进技术型技术进步的作用转为最大,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下降为第二,引进生产型技术进步的作用仍然最小。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环太湖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考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环太湖地区处在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域,对长三角经济区的整体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环太湖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推进区域整合,加快环太湖区域经济一体化;强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借助上海优势,主动融入长三角大都市经济圈并与经济全球化无缝对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在保持地区发展速度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生态保护,形成以生态经济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基于中国东中部面板数据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笔者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     

长江三角洲外资产业集聚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成为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外资的进入伴随着产业的集聚,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出现外资产业集聚现象原因的分析,总结了外资产业集聚的特点,并对长江三角洲外资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计量分析

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关城市的数据，应用空间经济计量模型，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与城市特征的相关性．引入了空间变量，根据新近的数据，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33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计量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该地区33个城市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道路交通条件及教育水平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主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与上海的空间距离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     

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内外经验及其借鉴——以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为例

产业实现内部有序转移是我国破除经济发展相对困境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分析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承接产业转移的国际经验,珠三角和长三角等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经验,安徽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黄河金三角等中西部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经验,从生产要素调整、优化硬环境、改善软环境、实施政策倾斜等方面提出了中西部如何有效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措施。     

开放视角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nergy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open economy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over 2000-2014. Moreover,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subsamples, Yangtze River Delta,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Chengdu-Chongqing City agglomeration. We find that, bo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pen economic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the larges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ollowed by the Chengdu-Chongqing City agglomerat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The direct effect of trade and FDI on economic growth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an the others; moreover. We also find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spur economic growth indirectly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only in Yangtze River De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