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印章之发现

最近,范君将其多年收藏的《秦汉印统》中有关秦方士徐福的铜印横资料,寄给连云港徐福研究会,为徐福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该《印统》除收有“徐福”篆体印模外,还收有“徐福铜印鼻钮”之说明(见吴树滋《秦汉印统》卷之二)。这枚“徐福”印章为小篆字体,其白文印面带有界格,体现     

论先秦时期自上而下的监察

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一般都认为是在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制的逐步确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自上而下的监察现象则并不是在秦汉以后才开始出现。杨宽先生在《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一文①中提出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创始时期。这一时期已开始在中央和地方设置监察官,御史等已带有监察性质;与此并行的还有视察地方的“巡行”、“行县”制度。而这种“巡行”、“行县”制度是把过去奴隶制时期的“巡狩”制度改革而成的。其中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失为一个有启示性的论点。此外,以往还有以《周礼》所载之“小宰”视为我国…     

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业

秦汉时期是中国水路交通得到突出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船舶制造业的成就成为这一历史进步的基础。秦汉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使用数量空前的船舶。秦汉船舶的承载力、快速性和稳性等,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楼船的出现与应用,是造船业发展的例证之一。当时还出现了多种适应不同需要而设计制作的异型船。大量考古资料可以说明,秦汉造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船舶成品下水后的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也已受到重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生产能力相对集中的若干造船基地,其中多数为后世造船业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当时水路交通的发展不仅为经济文化的进步和政治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秦汉船舶远航东洋、南洋,也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口。     

论墨家思想对《太平经》的影响

作为战国“显学”的墨学在秦汉时代已经衰落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墨家思想和墨家精神的断流。《太平经》就对墨家的“天志”、“明鬼”学说,“节用”、“节葬”主张,“力作”精神以及“兼爱”思想进行了吸收、借鉴并改造、发挥,用于自己学说的经典主张。考察比较《太平经》和《墨子》,不仅对于全面梳理这部早期道教经典的庞杂思想体系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于理解秦汉以来墨家思想的演变脉络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交互文化理解中的“格义”现象—— 一个交互文化史的和现象学的分析

交互文化理解中的“格义”现象———一个交互文化史的和现象学的分析倪梁康本文以对文化交流过程中“格义”方法的研究为课题。一方面,这是一种经验研究,它在中国的古代史和现代史上已经出现过而且还会随着当今交互文化理解可能性的不断增大而日趋加强。另一方面,这种...     

《史记》中辩士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

辩士是战国秦汉之际“士”阶层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文主要以《史记》为依据，对其所记辩士的生地、行事进行了分析，试图探讨其分布规律和成因。     

略谈古代甘肃人的尚武精神

每当提及古代甘肃史,人们总是津津乐道畜牧业的“天下饶”,其实,真正能使我们引为自豪、倍感光彩的则是古代甘肃人所具有的“尚武”精神。 秦汉以降,历代中原王朝和割据西北的群雄,莫不青陇右和河西地区,究其原因,当在这里的民众“尚武节”、“习战射”,“得其人,足以资战斗也”。古代甘肃人所具有的这种     

秦汉礼制研究的拓荒之作──陈成国《秦汉礼制研究》读后

秦汉礼制研究的拓荒之作──陈成国《秦汉礼制研究》读后华唐礼与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产。在夏、商、周三代，“杨搬体政”、“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是王朝的根本大法，维系传统社会。家天下”宗法专制统治秩序的基本制度和规程。令人困惑的是，礼与礼制史的研究...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秦汉时期抗击匈奴的斗争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是我国封建制度确立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中国境内北方的匈奴,是个奴隶制的落后部族,长于骑射,习于攻战。统治着匈奴的奴隶主贵族,把对外族的侵扰作为发展奴隶制的重要途程。它依仗着数十万强悍的骑兵,任意奴役西北部各小邦,对中原地区也不断进行侵扰,“以杀戳为耕作”。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秦汉王朝与匈奴的矛盾,就其阶级本质来说,是秦汉广大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是新兴的封建制度与落后的奴隶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发展为战争,这种民族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     

“渡来人”和日本文化

日本人历来将早期从中国大陆去日本列岛的中国人称之为“渡来人”。顾名思义，所谓“渡来”，即从海上而来之意。在隋、唐时期之前，中国人去日主要经朝鲜半岛小驻，然后穿过“对马海峡”抵达日本。而到了隋、唐时期及其以后，便直接经黄海、东海、南海去日本了。　　“渡来人”赴日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在人类交往史中，堪称一种创举，他们那可歌可泣的举措，蕴含了人类的聪明和才智，坚毅和果敢。“渡来人”群体，起到了中国对日交流使团的作用，他们对日本的开发和建设功不可灭，他们对日本人的思想启迪乃至“大和魂”的形成作用甚大。因此…     

《吕氏春秋》"德"论研究

《吕氏春秋》关于“德”的思想上承先秦,下启秦汉,其内涵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等诸多层面:作为现实事物之运行规律及特性和体现自然之道的理想人生境界的哲学层面上的德;作为仁、义、公、信、忠、孝等道德品性之总称的伦理层面上的德;作为治国方略,“为天下国家莫如以德”的政治层面上的德。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和借鉴其以德治国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     

北朝时期的库莫奚族

库莫奚族最早见于《魏书》,大约在隋以后才正式简称为奚。本文拟对北朝时期 (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库莫奚的经济发展、民族共同体演变、与各种政治势力和与邻族的关系试做探讨。 一、 北朝时期库莫奚的经济发展 《魏书·库莫奚传》载,库莫奚“初为慕容元真(即慕容)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松漠”之意有二:“松”指松山,亦称平地松林,在今河北省围场县以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西南数百里之地,林木葱蓊,尤多松树。“漠”指松山以西的戈壁沙漠,即以多伦城西和西北为起点之戈壁沙漠,还有西拉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与西拉木…     

汉代监察制度的渊源、作用和演变

本文较完整地论述了秦汉监察制度的渊源、作用和演变。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使其政治制度存在“自净”机制和调节作用,以保持封建社会的生命力。监察制度即其具体表现之一。汉武帝时期构建较完整、作用较显著的监察制度,是承继战国、秦代以来的监御史制度逐步完整和发展起来的,是封建经济形态阶级统治实际需要的结果,同时也是汉代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只有在封建王朝的兴盛期,才能起到澄清吏治、巩固政权的作用。王朝颓势时,它本身也会变质。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变化,是同社会的发展阶段同步的。     

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

贾谊的政治思想是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的。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 ,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 ,他为汉王朝制定了实施“仁义之政”和重建“礼制”的汉政和汉制。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也是贾谊为汉王朝制定的“治安策”。     

隋代文宗薛道衡生平事迹考辨

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而入隋,进入其文学创作的高峰,其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作于此时,为隋代文宗。然而其生平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解决,现存诗文作品与出土文物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围绕其生卒年、生平事迹补遗、重要作品系年三个问题展开分析,可以纠正以往文献的舛误。     

从“格义”方法看印度佛学与中国哲学的早期结合

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格义”是两者初期结合时使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两汉时期佛教初传时就开始运用,而不是一般学术界认为的始于两晋。随着佛学思想的大量传入和中国学者对其了解的不断加深,格义的方法也有了层次上的深入,由简单的以中国哲学概念比附佛理到仍带玄学化色彩的“六家七宗”对佛学真义的争鸣,再到更接近于佛学原意的以中观论为代表的著说,使佛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和交互影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随着格义方法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国佛教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汉语大词典〉拾补》简介

我校中文系王宣武先生《〈汉语大词典〉拾补》一书 ,1 999年 9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词 360 0余条 ,58万字。分为释义拾补、书证拾补、收词拾补三部分。“书证拾补”又分为“首例时代偏晚”与“末例时代偏早”两部分。书前附有“音序检字表”,便于检索。《汉语大词典》是我国迄今最为完备的一部语文性辞书。但疏漏之处 ,在所难免 ,学者多有补证。《〈汉语大词典〉拾补》一书 ,对现在更好地利用《汉语大词典》以及《汉语大词典》来日的修订 ,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亦为中文系学生、汉语史研究者、词典编纂工作的重要工具书。该书由《…     

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萌生与拓展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叶,是第一个阶段;从五四运动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西文化比较的萌生阶段,从“言技”、“言政”、到“言教”;第二个阶段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拓展阶段,二十年代主要以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为核心,三十年代主要以对民族精神的把握为核心,但由于二者都是对东西文化总体的比较,所以纵的时代坐标上的比较和横的民族坐标上的比较又总是相互渗透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