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

王夫之乃曾举兵抗清、名震三江两湖之大儒。曾国藩是自练湘军拯救清廷的"中兴"名臣,却积极主持刊刻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并为之作序,高度赞扬王夫之与孔孟、朱子等先贤同样伟大。此举不但大大传播了《船山遗书》,同样留给世人种种关于曾国藩刊刻此书动因的推测。事实上曾国藩刊刻王夫之遗作的重要原因是,清朝自乾隆末期因时局形势的稳定,对民族性的文字已放松管控,文字狱的总体环境发生了转化。从乾隆末至咸丰又经150余年,曾等汉族大员已成为清朝倚重的封疆大吏,由其刊刻《船山遗书》不再有政治悬念。另一原因是受恩师、亲友的积极影响,曾氏对作为理学大师的王夫之充满敬仰。这些才是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动因。     

《船山遗书》流布、影响论例

文献在文化传承和复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湖南文献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密切;《船山遗书》的逐渐传播,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深远:从王夫之逝世至道光中叶,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沉寂时期;从道光末到清末,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苏醒和引爆时期;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船山遗书》的广泛传播,船山文献仍将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张文虎与《船山遗书》及其与曾国藩的交往

张文虎是晚清著名的校勘学家,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时,张文虎不仅校勘《札记章句》、《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历代诗评》、《诗经稗疏》、《宋论》、《噩梦》和《春秋世论》,还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流布角度,对《船山遗书》的刊行提出许多良策,且对《船山遗书》部分内容予以客观评析。     

仪征刘氏与《船山遗书》

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申义>,目的是攘除满清,激励汉种的历史.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对船山遗说的理解竟然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深思.     

义征刘氏与《船山遗书》

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申义》,目的是攘除满清,激励汉种的历史。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对船山遗说的理解竟然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令人深思。     

玛尔浑《宸襟集》与文昭《宸萼集》——两种清朝宗室诗歌总集及其编者考辨

康熙年间玛尔浑辑《宸襟集》、文昭辑《宸萼集》,是两种专收清朝宗室作家作品的诗歌总集,在清代八旗诗歌总集中出现最早,但两书都久已失传。后世有关文献在叙及两书及其编者的时候,往往存在各种错误,情况相当混乱。对有关问题进行梳理考辨,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避免各种错误的继续流播。     

科举研究史上的重大贡献——读陈文新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科举制度的废止已有一百零几年,中国人从激情的批判开始走向理性的判断。历史上存在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对其功过得失,人们的评价由片面逐渐转为公允,为科举平反的呼声也日趋强烈。当普通民众对渐行渐远的科举制日益生疏时,学界对科举的研究却从冷寂走向热门,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里程碑——评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

孙继民先生《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俄藏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对新材料的高度敏感,并实现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的成功对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黑水城文献整理的范式。无论是整理的精审、细致、完备,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堪称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