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巴卓——多续藏族“三重空间”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空间转向”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变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于藏彝走廊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引入了“空间”这一新的视角.“藏彝走廊任何局部或微观整体都有一个时空的大坐标为背景,即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眼界.”在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安宁河上游的冕宁县境内生活着一个小族群—一多续藏族,“错巴卓”是多续藏族的重要节日,它不仅展示了多续藏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还是其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的重要体现.     

费孝通论藏彝走廊

本文通过综述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及其相关问题的论述,说明藏彝走廊与民族走廊学说的具体内涵和研究范围,表明了进行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研究的重大意义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问题的相关性。简要概述了目前国内对该学说研究的进展情况,高度评价了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和民族走廊学说研究的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

黄河上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生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本文在简要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对加快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进行了初步思考。     

川西民族走廊濒危语言概况

川西高原六江流域地区有民族走廊之称,分布着藏、彝、羌等几十个少数民族和族群,这一地区也是汉藏、藏彝交接边界;也是历史上羌、氐、戎等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域。近十多年来,多种原因促使该地区的语言生态平衡被打破,该地区零星分布的被称为“地脚话”的民族语言,相当一部分正在衰变,走向濒危或即将消亡。抢录和保存这一地区的民族濒危语言和其他物质文化遗产,已是当务之急。     

21世纪以来国内“藏彝走廊”研究考述

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成果颇丰。文章立足于对前人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自“藏彝走廊”概念从孕育、提出到以后“藏彝走廊”研究的成熟发展将经历三段时期,并阐述在今后研究中要重点加强对该区域的考古与民族调查工作、学科整合、理论性与应用性研究、跨区域比较性研究以及在走廊研究中构建以“羌族为中心民族”向外辐射的研究范式。     

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社会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简评《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

《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一书将社会史和生态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以较为宏阔的跨学科的视野透视和展现了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

北宋时期,在与西夏毗连的广大西北地区,亦即黄河、泾水、渭水上游,湟水、洮水、岷江流域,以及河西走廊,散居着许多党项人和吐蕃人、和其它族属不甚清楚的熟户和生户。     

清代藏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述——基于咸丰七年《冕宁县志》的考察

藏彝走廊是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代表性区域。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位于藏彝走廊腹心地带,汉、藏、彝、纳西等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具有悠久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咸丰七年《冕宁县志》是时任冕宁知县李英粲在前任知县李昭所撰《冕宁县志》初稿基础上续修而成。该志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内容,并创造性地辟有“夷歌志”。其叙述虽仍流露出夷夏之分和文野之别,但编纂者对前人记载少数民族时的不实之处也做了勘误。对方志中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叙述的考察,为今人利用方志提供了新视角。     

关于“藏彝走廊”研究的几个问题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具有现实理论意义的命题。作者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史论结合、现实调查与他人研究成果结合的方法,把“藏彝走廊”作为构成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通过许多历史的“沉砂”,借助“藏缅语言桥梁”的功能,撩开走廊由“同而未化,融而不合”的幕纱,进而再现走廊这一“棋盘”上业已暴露出来的历史、地理、语言、风俗和民族族别有关的种种“棋子”,用解剖麻雀的微型研究,企望一旦串联起来,就可达到一子相联,全盘皆活的科学研究效应。     

情满乡邦书华章——《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读后

崔永红、张生寅君所著《明代以来黄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史研究》一书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近40万言的书卷,于开印之先我也是大略拜读过的。新近再次细阅之后,掩卷遐思,恍恍惚而觉滔滔黄河之水扑面来……观宏文,品高论,自然也是会生发出一些心得和感想来的。     

元明清“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研究

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历来多关注于川、藏、滇交界地带,而对其西端即元时"丽江路"、明代"丽江军民府"的西境,即今天云南省西北部、西藏南部及缅甸北部交界地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由于此境地处滇、藏和缅交界地,属于汉文化、藏文化、缅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同时又是傈僳、怒、独龙、普米、白等文化圈的重合交叠区,历史上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其民族关系随时代发展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发展特点及规律.本文在廓清元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探究其特点、规律与趋势,为今天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借鉴和思考.     

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变迁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藏彝走廊”为氐羌系统民族由西北向西南迁徙,并在迁徙途中同源异流分化出众多民族之通道。而在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则是由洱海东部、北部诸部族向北、向南和向西迁徙,并呈现出乌蛮“正种”与乌蛮“别种”之间的文化普同性与差异性并存、“汉裳蛮”的“夷化”以及乌蛮与白蛮的“汉化”并存等动态性的文化变迁特点。     

岷江上游水电开发与四川灾后重建

四川灾后重建不能就工业论工业、就农业论农业,四川产业的发展与岷江水资源的保护息息相关。鉴于岷江上游水资源安全对成都平原的特殊意义,在灾后重建中,要把过去因习惯和利益的阻扰而难以推进的岷江上游水电建设调整、水资源保护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应采取源头控制,系统规划;适时调整水电开发思路;实行最低流量生态管制;统筹管理流域水资源;建立技术性重大公共决策机制等对策措施。     

清朝前期黄河上游区域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

清朝入关伊始,黄河上游区域人口稀少,在河西走廊、宁夏平原、河湟谷地以及其他地方分布着大量的可耕地可供开发和利用。清政府采取了减免赋税,贷给农民耕牛、籽种和鼓励移民垦荒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黄河上游区域可耕地得到了垦辟。一方面使黄河上游区域的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扩大,人口增长迅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黄河上游区域大面积的森林遭到了砍伐,耕地沙漠趋势越来越严重和沙尘天气频频发生,水土流失严重,导致了黄河上游区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53龙溪-虹口自然保护区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都江堰市西北部25公里的龙池地区，距成都85公里，地处岷江上游西岸，属岷江上游水源防护带。面积34000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亚热带山地森林。区内有高等植物2500多种，属于国家一类保护植物的有珙桐，二类保护植物有水青树，连香树、篦子三尖杉等6种，保护区还是我国杜鹃花属植物最丰富的地区，     

岷江

岷江古称汶江和都江，以岷江导江而得名。发源于四川西北的弓杠岭，流经四川盆地西部，全长735公里，流域面积13.3万平方公里。都江堰以上为上游，穿行于高山峡谷；     

藏羌彝走廊民间信仰与道教文化的互融与整合

"藏羌彝走廊"内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并呈现和谐共存和睦共荣特征,是我国典型的多元文化汇集之地。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历史和民间习俗、民众心理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以民俗学视角,主要运用"对点式"观察分析法,梳理走廊中具有典型代表的藏羌彝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道教文化要素,探究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拓展藏羌彝走廊的整体文化共同特征,并就如何发挥好民间信仰文化作用,更好推进区域文化产业资源整合、维护宗教生态平衡、增强区域和国家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发展事业提出一些思考。     

民族与文化:武陵民族走廊回族历史与文化探析

"武陵民族走廊"这一学术概念是费孝通1980年代左右继"藏彝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之后所提出并逐渐在学术界兴起的"走廊"研究概念.武陵民族走廊这一区域大抵位于东经108-110°,北纬28-30°,同时这一区域在地势上也是我国第二区域向第三区域的过渡地带.在这一区域上广泛分布着大量的散杂居民族,如侗族、苗族、土家族、白族、蒙古族、回族等大大小小30多个民族.但在武陵民族走廊各民族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集中在主体民族上,对其他的民族关注不高.因此本文拟对武陵民族走廊中的回族这一散杂居民族历史与文化进行阐述,希冀能够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做出微薄贡献.     

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研究

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作为黄河流域与西部地区相对重合的关键区域，兼具地理与经济两个维度的相似属性。从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出发，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界定，将其内涵定义为相对静态的资源及环境状态与动态的治理及生产能力，从这四个基本维度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进行综合指标测算与统计分析。基于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现状，从生态、产业、资金、制度四个方面对协调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继而对路径进行阐释，以期为实现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岷江上游历史城市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思考

岷江上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泉地之一,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多种文化在此汇集交融,沿岷江上游干流形成了多个历史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展现代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这些历史文化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近年来虽然有关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因而,在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当代,如何科学地加强对岷江上游历史城市的保护,同时将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