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适经制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思想学术最早可追溯到“永嘉九先生”,而其直接渊源则为由薛季宣开创、经陈傅良发展的永嘉事功之学。叶适倡导事功之学 ,主张义利统一 ,并提出了“务实而不务虚”的原则。批判传统儒家的超功利主义价值观念 ,并由此与理学学者形成了分歧与对立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从“生”“仁”互通看《易传》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宋明理学分为三个时期:以程颐、朱熹理学为代表的前期,以王阳明、湛若水心学为代表的中期和以王夫之、戴震气学为代表的后期。从生仁互通的层次上看,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可与《易传》中的三个命题相对应:前期可配之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仁互通确立的阶段;中期可配之以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是由生仁互通向生生与仁互通转变的阶段;后期可配之以生生之谓易,是生生与仁互通完成的阶段。考察生仁互通的过程,可以发现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恰与黑格尔正反合三段论相契合。《易传》作为宋明理学性与天道思想的重要来源,宋明诸儒借此发展出了一套可以和佛学相抗衡的心性论体系。     

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

<论语>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家经学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由于<论语>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现实的"应世随感"式的言论,而作为"垂轨万代"的经典则须作进一步理论拓展.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朱熹文章学及其理学特点

朱熹的文章学是其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作家修养论、认题立意论、结构论、行文论、文章风格论与文道观等几个方面组成。受其理学家身份的影响,他的文章学与古文家的理论明显不同,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作家修养与心性论相联系,强调作家只有通过心性涵养来提高自己修养,才能创作出平易自然之文;二是为了文章所言之义理切于日用,强调创作平易自然的文章;三是将明理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认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根于义理而创作的文章必然词气高妙。     

刘宗周对理学的总结与批评

明末著名理学家刘宗周对在他之前的理学思潮中的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了系统总结和评价,并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慎独"说出发,对其提出了批评,同时又予以适当的肯定,体现了他包容诸家,重融会贯通,不重分别对待的思想特色。从而集宋明理学之成,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周易》的君子观及其衍说

在剖析《周易》君子观四方面内涵的基础上 ,认为《周易》阐述君子观的角度是效法天德天道即法天 ,并主要以此为依据 ,探讨《周易》之《易传》作者与孔子关系的问题     

《易传》的时间观及其现实意义

《易传》的时间观肯定了时间的恒久性、多变性和客观性。提出“与时偕行”的重要思想，要求人们的行动要把握时机，达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条件，改变环境，积极进取，奋发有为     

吕祖谦《易说》的诠释特点

比较吕祖谦《易说》与程颐《易传》,分析《易说》的解《易》体例及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认为:吕祖谦从“势”“理”两个维度解《易》,视诸卦阴阳爻是循环转移的,他把《易》视为讲道德修养的书,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又以柔顺为“明德”,突破了程颐的解《易》思路。此外,《易说》还对君臣职分作了限定。《易说》较全面地体现了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意识彩态批判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当代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复兴民族文明。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在历史观、文化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时期,要有鉴别地加以审视现代新儒学思潮,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利资源。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宋代闽地理学诗人诗歌理论与创作

宋代闽地理学家人数众多，他们大多参与诗歌创作，在诗歌的功用、风格、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较明确的立场。他们的理学诗和其他地域的理学诗一样，以议论为主，重视表达义理，但是又因为福建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吟咏性情等方面显示出独特性。     

新儒学现象与哲学创新问题

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过于依附于传统,甚至讲道统。这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包括:不能站在普遍的立场上思考;脱离时代,脱离现实,问题陈旧;方法论上缺乏新的开拓。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层的原因,主要是传统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而新儒学未能适应这一转变等。现代新儒学的上述不足,正是我们在哲学的创新上需要克服之处。哲学问题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地域的性质。我们要善于学习中、西哲学史上的思维经验,面对时代,把握现象,发现问题。创新才是最好的传承传统的方式。     

《周易本义》与宋代理学的《易经》阐释

《易经》为宋代理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北宋理学家便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辟佛破老,创为新说。从北宋中期理学初创到南宋的一百多年里,理学家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渐趋深刻,《周易本义》是这一认识变化过程的反映。在这部著作中,朱熹恢复了《易经》的本来面貌,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现了一个伟大教育家、...     

柳宗元与理学的关系

儒学复兴是隋唐时期的时代课题,作为一位儒家论者,柳宗元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这一思潮。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柳宗元的理论贡献,指出他的理论创造不仅为儒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不仅可称为儒学的改革者,亦可称为宋明理学的先驱。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及其现代意义

“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操作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认真发掘其优秀成分,可以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养生活动提供借鉴。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海外新儒学的文学批评实践——评刘述先的《文学欣赏的灵魂》

作为较少为内地学者关注的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人物刘述先先生,其著《文学欣赏的灵魂》是新儒学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的代表作。该著拥有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的系统,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等多重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文学背后的＂人性光辉＂的深入挖掘。     

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新探

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十分丰富,除了发愤著书、以诗论赋、以诗论骚等内容外,还颠覆了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抬高著述立言的地位;较早对作品风格与作家之间关系展开探讨,其观点为"文如其人"之先声;以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为记事性著述辩护,指出其文体性优点,抬高其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司马迁对单纯记事的否定;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中有很多观点来自《易传》,本文对此也作了简单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