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分析

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从家庭整体视角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整体视角下三种代际关系类型（紧密型、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共同特点是子女均为父母提供了高频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代际空间距离的扩大是形成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重要因素。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占主导是紧密型,农村占主导是赡养有间型。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城乡,高龄老人与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紧密型,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子女成为赡养有间型,失能以及丧偶的老年人不太可能与子女成为疏离型,儿子与女儿数目的增多显著降低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此外,结果还显示老年人独立住房的拥有增加了城市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但是降低了农村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

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情况,并从代际关系运行状态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朝向下位运行的结果,即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逻辑所取代。作为一种超经济伦理性的行为特征在代际关系的运行中逐渐消失,子代在养老行为中越来越理性化,这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反馈模式——基于城市青年婚房购买的研究

婚房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父母给子女购买婚房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文章通过分析城市家庭父母和子女在婚房购买中的理念和行为,透视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有所发展,但未被彻底颠覆,家庭中抚育—赡养的代际关系得到了延续。然而,代际支持的时空、强度和内容都有了变化,由此形成了新反馈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父母的财产转移提前,对子女的支持力度更大;父母和子女分居不分家,代际互动频繁;子女对父母的支持更多体现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父母的支持与子女的回馈不均衡,回馈时间延迟。     

论正义与代际关系

代际正义理论是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在分析代际关系的过程中为何要引入正义的分析视角?这是人们在研究代际正义理论的过程中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代际关系所具有的代际权力的非平等性和非对称性等独特性是人们在分析代际关系时需要以正义理论为分析视角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它还与人类的脆弱性、环境伦理的兴起以及当今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冲突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人们在将一般正义理论适用于代际关系时会遇到不少有待克服的难题。     

论民工代际变迁及农村家庭模式的转变——新老农民工与家庭组织变化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着代际变化,作为青壮年劳动力的两代农民工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与意识形态影响下,家庭组织结构与功能已逐渐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长大,深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形成其独有的家庭观念和价值体系,希望能脱离农村到城市寻求发展,落地生根,农村家庭对其成员的向心力亦逐渐减弱,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的家庭模式。近年来出现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都反映了农村家庭组织状态的变化。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生存状态及意识发展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却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之间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以美国华人移民家庭为例

在美国,许多华人移民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和品行要求很严,期望他们日后事业有成,帮助家庭发财致富,并为父母养老送终。然而,在华人移民家庭中维护中华传统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执行此类家教并非易事。原因是父母为外来移民,而子女则在美国本土生长,两代人同化的取向和速度都不同。家中不仅充满任何家庭中常见的父子两代的代际冲突,也充满移民家庭特有的跨文化冲突。本文研究了美国移民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问题,着重探讨矛盾重重的华人移民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如何处理复杂的、不断变动的家庭关系以及移民父母如何选择轻重缓急的策略,依靠社区的力量来确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转型,代际出现资源和权力双重失衡但家庭仍然维持整体平衡样态的悖论。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代际关系性质和功能的探讨,指出当前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双方在家庭生存理性下采取的策略行动。通过采取资源下位优先分配、权力独立且合作、情感表达日常化与世俗化等调适手段,代际形成基于价值与情感整合的再平衡,并生成新家庭主义,在发挥家庭合力的同时带来家庭风险。上述研究表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发展走向并不符合家庭现代化理论,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更加细致和持续的研究,家庭政策制定需要面向家庭整体。     

老壮代际关系变迁:理解农村青年“啃老有理”的新视角——基于冀南H村的考察

基于冀南H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当地农村青年不仅啃老内容多且啃得理所当然。农村青年的啃老有理与壮年亲代主导下形成的新代际规范密不可分。壮年亲代根据自身历程建构的新代际规范本意有二:一是为低水平的孝养老年亲代进行道德辩护,二是实现父慈子孝的壮青代际和谐,但却导致农村青年对壮年亲代的无限度索求,致使壮青代际失衡急速加剧。     

价值的断裂:当代中国农村代际伦理变迁

我国农村代际伦理已出现了危机,通过价值变迁的角度来考察代际伦理变化的内在机制,可清楚显示我国农村代际伦理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断裂。由此表明,构建和谐农村需要重塑正确的农民价值,最终完善新农村建设。     

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

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随之发生了裂变,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核心化;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减弱,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极大地降低,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被打破,出现了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倾斜现象.代际关系倾斜使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很多老年人因此面临晚年生活的困境;代际关系倾斜还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不利,它不利于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年轻一代.家庭代际关系倾斜是由于制度变迁、人口增长与老化、家庭变迁以及价值取向的变迁等原因造成的.构建一个尊老爱幼、老少和谐、代际融合、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风尚是现代和谐社会的迫切需求.     

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     

价值观代际变迁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主要呈现以下基本规律和特点,即价值观的代际变迁方向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相一致;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变迁在变迁性质和变迁阶段上总体上相同;在社会价值观变迁的过程中,青年价值观发挥着新价值观的肇始作用和对社会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经历了从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到代际碰撞,再到代际动态整合的过程和特点。     

疏离化与不平衡：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探讨

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变迁,传统代际关系遭遇现代转型,呈现出新的特征。代际关系重心下移,代际关系不平衡。家庭核心化,代际关系疏离甚至紧张,传统的家庭养老遭遇危机,老人的赡养状况不容乐观。这与转型期农村传统文化的衰落、个人本位的凸显以及传统代际伦理缺乏传承渠道有一定的关联。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代际差异: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与调适

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农村家庭从传统简单再生产进入现代复杂再生产,农民家庭代际差异显现。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以来的经济生产变革促成家庭的个体本位。然而,中国农民家庭代际差异表现出的父子代际生活模式不同,实质上区别于西方家庭的独立化趋向,具有“分”与“合”的双重面向,表现为代际间分“工”合作、“分”中有“合”、形“分”实“合”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促成家庭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重塑和价值观念再造。中国家庭代际差异凝合家庭现代化转型策略的同时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基于此,在家庭现代转型和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张力下,中国家庭代际差异重新组织了家庭生活实践制度,弹性的家庭代际差异制度使农民在城乡社会流动中具有充足韧性和保障。     

全球化与价值观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整合——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背景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条件下,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本土价值观与异域价值观交织于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总图景之中。对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本土价值观与异域价值观,不同代的人也出现了相对不同的价值态度,从而导致了价值观的代际差异。面对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如何实现价值观的代际传承和代际整合,就是当今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