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

一汉代的户籍制度,是上承秦制。秦代户籍的建立是开始于秦献公五年,“初为户籍,相伍。”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井田制彻底废除,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后,为了重耕战,富国强兵,对人民严格地进行了什伍的编制,并强制人民“毋得擅迁”(《垦令》),使“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画策》),进     

“小男女渡量”考释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小男女渡量”一句折射了秦代对未成年男女的考核手段与标尺,结合睡虎地秦简相关内容和后世传世文献,明确“小男女”即未成年男女,“渡量”即度量,成年与未成年的界限在衣物、口粮的供给,嫁娶,论罪量刑等方面有不同的身高规定.     

唐代黄口的著录与入籍——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唐代的黄口指年龄为1～3岁的婴、幼儿。由于2岁方能入籍已成为唐代人口统计的通例,因而1岁婴儿的著录主要见于手实文书中。而2～3岁幼儿的著录往往要经过"入帐"和"入籍"两个环节,最后通过"帐后附"的形式登录户籍。就性质而言,这些入籍的黄口属于"帐后新生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人口统计和籍帐编造的实际。     

新出秦简与秦代“新黔首”户籍管理

过去将“新地”民或者故六国人称作“新黔首”,并不确切。在法律上，“新黔首”可界定为“新地”六国遗民符合条件重新登记户籍者。秦代从法律层面落实属地登记原则，统一将“新地”六国遗民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区分不同性质的“新地”六国遗民，编制“新黔首户”与“从户”等不同性质的户籍，实施差序化的政策；同时区别“新黔首”与“故黔首”,实行差异化管理。这些体现秦代大一统国家整合地域社会的差序规制逻辑，具有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一年复始话元旦

元旦,表示新的一年从此开始。我们的祖先以五谷熟、四时尽而改年更岁,因而,人们对元旦的来临总是充满新的希望和欢乐。相传五帝时期,颛顼以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尔雅·释诂》解释,“元,始也”,“旦,早也”。可见元旦的古意即一年之始,一日之晨。南朝梁人萧子云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也含有这个意思。     

“碣石宫”质疑——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

近年来,在辽宁绥中县境内和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海滨,相继发掘出了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建在有着壮美景观的渤海岸边,两者之间相距也不为远,约有40公里.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国内某些考古学家不知何故,先后确认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为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据1984年12月16日《辽宁日报》报道:“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看了大瓦当拓片,肯定姜女坟遗址(即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笔者注),就是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其发现意义可与万里长城相比.”另据1986年10月25日《秦皇     

“焚书坑儒”与秦代经学

<正> 秦代经学是原始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代及其后经学有重大影响,理应认真研究。然而,人们往往拘泥于所谓“焚书坑儒”,认为经学中断于秦代,从而阻碍了对秦代经学的研究。因此,今天有必要破除秦代无经学的成见。一秦人的经学撰述固已荡然无存,但史籍记载表明秦代经学并未中断。(一)经学的研习传授。秦皇说他“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在先秦指《诗》《书》等典籍及其研习者。“悉召”“甚众”说明文学之士为数多而来路广。又,“始皇置     

伪满特殊会社剖析

初期的伪满经济,可以说是特殊会社型的统制经济,要深刻地了解伪满的统制经济,必须对特殊会社的垄断活动及特殊会社的作用进行剖析.(一)为了对伪满经济实行殖民统治,关东军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委员会紧密合作,用一年多的时间炮制出一个统制伪满经济的所谓《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于1933年3月1日,由伪满以《政府公报》号外公布.这个“纲要”是当时日伪统制东北经济的总“纲领”.在“纲要”第三项“经济统制之方策”中规定:“带有国防的或公共公益的性质之重要事业,以公营或令特殊会社经营为原则.”这是伪满第一次正式公布特殊会社制度.1934年6月发表的《对一般企业的声明》与1937年5月公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关于重要产业统制法施行文件》,都明确规定伪满要实施特殊会社制度,以统制伪满经济.     

秦汉时期的“命罪”及其管理模式探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规定,鬼薪白粲罪以上逃亡的要“以其罪命之”,而耐隶臣妾罪以下就只是“论令出会之”。根据众多同类文献分析比较可知,“命”与“出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地方官府针对轻重不同的罪犯逃亡采取的不同处理方式。秦及西汉时期,针对重罪逃犯,治狱吏要缺席论定“命罪”,使之成为“命者”,官府再派吏求捕。出于行政成本考虑,官府不会拘系轻罪犯,只是责令他们“出会”,即在规定日期内前来接受处罚。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表明,犯有较重刑罪或造成官府财产损失的罪犯逃亡后,地方官府首先会派吏徒求捕30日,在求捕不得的情况下,治狱吏会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以加重论定“命罪”的方式阶段性结案。“命罪”之后,县廷治狱吏会制作“命者”的“命籍”,并汇总成《命簿》,以便尉史或亭长继续求捕。《命簿》需要在上计时向上级汇报,接受郡国考课。而东汉简牍材料显示,东汉中后期以降,官府对逃犯不再缺席论定“命罪”,而是继续派吏逐捕,显示出对罪犯逃亡的管理模式已发生了变化。     

“秦代文学”漫议

同几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朋友谈起“秦代文学”,大家都有几分感慨。秦代前后十五年,民歌肯定是有的,但早已为历史所泯没。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载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真实地反映了秦时徭役之重,确是当时人民的血泪控诉;但这样整齐的五言诗,恐怕已不是原来的面貌,而是后人加工改定的作品,因为按五言诗发展的历史规律考查,秦代不可能出现这样完整的五言句式。至于文人的创作,堪称为“文学”的,亦甚为寥寥。秦始皇使秦博士作《仙真人诗》,传令乐人歌弦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注云,当时有位秦博士黄疵,曾写过“歌诗”;又《诗赋略》录《秦时杂赋》九篇。这些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但估计不会有多大文学价值。还有一篇李斯的《谏逐客书》,虽然严格地说算不得文学,但因为这封给秦王政的信写得别俱一格,排比铺陈,扬厉恢奇,读起来音节铿锵,琅琅上口,总算是跟文学沾了边的好文章,因此,写或讲文学史的人,都拿它来充当“秦代文学”一节的主要内客。不过,静言思之也有问题,因为这封信写于公元前二三七年,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尚有十六年之遥,纯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放在“秦代文学”中来讲,实属不伦。再就是那几篇刻石文(主要是李斯写的),原本     

以追日情怀开《尚书》生面--评陈戍国《尚书校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学者陈戍国教授潜心十五年完成六卷本皇皇巨著《中国礼制史》之后,又以积年之功推出其又一力作《四书五经校注》,《尚书校注》即是其中之一(《尚书校注》2004年 8 月已由岳麓书社出版)。《尚书》者,上古之书也,因其文古义奥、佶屈聱牙,历代注者虽多,仍聚讼不断。陈氏乃博采众言,详加校雠,并施以新式标点,遂使这本编排得体、注释精当的《尚书校注》得以问世,为爱好《尚书》者提供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读本,开辟了《尚书》学的新天地。陈氏《尚书校注》创新颇多,可堪评述者不胜枚举,尤以如下数端为显。一、正本清源、梳理真伪《…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可简称《增韵》,毛晃、毛居正撰.《宋史》无毛氏父子传.毛氏浙江江山人.《同治江山县志》卷九有毛晃传略:毛晃,字明叔,沙堤人.绍兴间免解,任主簿.尝闭门著书,留心字学,增注《礼部监韵》,砚为之穿,学者称铁砚先生.其子居正,举进士,校《监韵》,俱有功字学.明修字韵,宋濂等上言,注释音切一依毛晃所定,遂取其书名《洪武正韵》.据今浙江省江山市文史馆毛永国先生考证,沙堤,现属华峰乡沙村.毛晃大约生于宣和五年(公元1123).绍兴21年(公元1151)进士,第二年即开始撰写《增韵》.十年后,即绍兴32年(公元1162)书成,作《拟进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表》(以下简称《表》).《增韵》呈上后,若石沉大海.晚年居家,在沙堤创办“高斋书院”.他的书稿曾在朋友间流传.其子毛居正为之校正并重增.到宁宗嘉定16年(公元1223),才刊印问世.魏了翁为之作跋云:“三衢毛氏《增韵》,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义夫应司成校正经籍之聘,始克锓梓于胄庠.然人情异响,趋简厌烦,故校其始著,尚多刊削.世之不遇者非特一《增韵》也.”毛晃另有《禹贡指南》一书.     

教育环境论

一、什么是教育环境?1963年2月19日,苏联《教师报》登载了一则新闻,介绍费德金全家通晓音乐的故事.费德金有个小女儿塔妮娅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生活在这个充满音符和旋律的家庭里,使她4岁就成为了弹琴家.有一天费德金家里来了不少客人,塔妮娅的姐姐娜塔莎正在为他们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客人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突然4岁的塔妮娅喊道:“错了!错了!”娜塔莎生气地问她的小妹妹:“你说错了是指什么?”塔妮娅说:“你弹错了.”令人吃惊的是,塔妮娅爬上琴凳,小手指在琴键上来回按动,贝多芬的“奏鸣曲”     

关于“普通话异读词”的几点思考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始于50年代初期,1985年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下作《审音表》）,至今前后经历了四十年。毋庸置疑,四十年的审音工作及《审音表》的公布,对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面对近十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再来审视一下普通话异读词的有关问题,就不容乐观了。这里想结合我们的学习,谈谈我们关于普通话异读词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一、异读词的现实问题《审音表》收入异读词op多个,其中以D余已采用“统读”办法,消除了异读音,如“较”只读jibo,不…     

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

汉武帝之前有无“乐府”官署的存在?这个问题,自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文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一段话,释“乃立”为“始立”以来,人们极少异议,“乐府”为汉武帝首创,成了传统的定论。一九七七年,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枚秦代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辞书学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公布掀起了简帛研究的热潮,但从辞书学角度来研究这批简的成果却很少。辞书的编纂者囿于传世文献,不能全面、客观地运用文献材料,这就导致语文辞书所收许多词的书证、释义存在明显不足之处,且词语漏收现象甚多。《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许多字词具有极其重大的辞书学价值,因此从书证订补、义项订补、词语增补角度来研究这批竹简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的历史只能这样写——驳古列维奇

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怎样研究,怎样讲解,这本是我们自己的事。然而,苏联历史学界有人竟横加指责,放肆攻讦。其中就有苏联《文学报》1979年第33期(8月15日发行)上登载的历史博士古列维奇题为《中南海的神话》的反华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指责“不久前在北京出版了一本古代和中世纪中国历史的中学教科书”,刊登了一幅简略地图。“它是为了向中     

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

“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重大公案.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和出土文献的利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文献中的“诗三百”非实指其数,而是极言其多的一个“成语”.《国语》载《商颂》十二篇可证两周之际所存诗篇数目远非今比.一般认为,孔子整理《诗经》在其晚年,然据《孔子世家》,孔子47岁时已开始修订诗书.近年出土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诗经》类文献的公布,促使人们对历史上“逸诗”问题重新考虑.刘向校书时,以“中秘书”三百余篇去重留存今本三十二篇,从方法与数量上皆与孔子删诗相类.     

“乐工”还是“医匠”?——安金藏研究

安金藏因剖腹保护唐睿宗而闻名,被写入两《唐书·忠义传》.关于长寿二年(693)安金藏剖腹时的身份,《旧唐书》称其“为太常工人”.安金藏以何种技能入太常工籍,史籍无载.安金藏为粟特后裔,其父为“陆胡州大首领”安菩.由于九姓胡善歌舞,一些学者怀疑安金藏是乐舞工人.本文根据元稹文集,指出安金藏在太常寺的身份是“医匠”,准确而言,即医工.粟特首领安善之子安金藏任太常医工一事,丰富了我们对粟特后裔进入唐官府机构途径的认识.除乐舞、经商、养马、语言等技能外,粟特后裔的医学才能也值得重视.而正因为安金藏精通医学,他才能剖腹不死,并得以寿终.在粟特史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粟特医学水平及粟特医学与唐医学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心路"之一(1918-1925):反击生存虚无、实施自我救赎

本文基于一种完整、独到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考察了鲁迅反击虚无、超越虚无的生命自救心路。指出1918年开始大量写作的鲁迅首先以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确证了他对虚无沉潜中的“沉默自我”①的反击和超越,对自我生命的积极救赎,而在《呐喊》、《彷徨》之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有内在逻辑地看到鲁迅虽则艰难复杂、往复不已,但是也日益勇毅、日益果断的“战士真我”的“出世”路径。通过对《呐喊》、《彷徨》的细读,尤其是对其中一系列与鲁迅有着内在精神联系的人物形象的重新阐释,我们能够看到,鲁迅持续不断地“冲击”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生命自戕”倾向,艰难、曲折地走向对自我生命独立追求的真正肯定与坚守、对“苦难———黑暗———虚无”中的20世纪中国现实的真正批判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