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乡政并立、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也基本经历了一个下沉、全面渗透和向上回抽的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主要原因;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新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尊重农民的创造,是党在农村领导方式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取决于农民利益的实现程度。当前,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民主自治的有机结合是农村治理应当关注的问题。     

治理与善治：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它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凸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     

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从价值层面论证社会权力存在的必要性

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社会权力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它不仅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权力之间监督制约的不足,发挥着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作用,而且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实施,有助于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因此,社会权力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从支配到对话:国家权力在农村村落的运行轨迹

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国家权力对村庄的控制,由全面直接控制,到通过"和型体制+赢利性经纪"的控制,再到当前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来保证和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是两者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论社会权力运行的规则

社会权力是介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的一种权力形态,它有着不同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运行的独特规则,这些规则具体体现在社会权力与国家、社会权力与个人以及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之中.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独立与自治;在与其他社会权力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竞争与合作;在与个人的关系中,社会权力的运行规则体现为交涉与互动.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治水社会：国家基础性权力成长与基层协商能力建构——以中国基层治水事实为研究对象

内生的社会治水形塑治水社会,这种社会性治水活动是治水当事人共同协商的结果,也是多个治水参与者共同参与的组织性活动。我国基层治水的若干案例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与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国家—社会互动中,伴随着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我国基层水治理协商历经了民间自我协商、行政主导协商、党政引领协商三种模式的演变。在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断增长的进程中,要积极发挥治水这一公共性活动对治水国家价值观念的形塑,重视国家基础性权力对基层社会治水进程的渗透和调节作用。有效激发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参与意识,畅通和扩展政治参与渠道,确保所有协商治水的参与者表达其真实的参与意愿。同时,要将多元治水的社会资本逐渐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拓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赋权空间,推进国家治水过程中协商治理的高效性和回应性。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德治理念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变革的社会格局中,以儒、法为代表的哲学家们都以政治谋士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秩序的重构中.虽然在理论上,以儒家为代表的理论派强调主要使用先王的传统规范(儒家习惯法之"礼")来治理社会,以法家为代表的实践派强调通过创制新的法律(成文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在现实层面,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各国都普遍选择以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在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秦及汉帝国逐步形成的"齐民制"和"家产制"二元社会结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秦汉根植于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整合模式、独特的文化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预算制度：理论逻辑、改革实践及优化路径

预算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重塑公共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预算制度通过对预算过程的控制，达到改善预算结果的目的。在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三种改革实践模式，在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还面临预算权力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缺乏有效融合以及社会监督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重塑人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财政部门的统筹管理功能，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等，从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     

农村社区"非精英"权力运作的实践逻辑

在精英治理格局下,由于经济资源的缺乏、政治地位的弱势,及中国传统乡土文明"重情轻法"等礼治道德根深蒂固的影响,处于"夹缝"中的农村社区普通村民在权力运作实践中只有被动地依附于各种精英及宗族势力.在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阵痛期,充分尊重普通村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培育他们具有法治、民主、责任、契约等公民意识,构建一种国家、各种精英、普通村民之间权力协商互动的"共责体系",对农村社区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论现代村落中宗族家户系统与农村权力结构——以广东省夹坑村为例

对现代村落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权力关系失衡的一个切入口。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国家在农村的地方代言人,通过分析自然村落中宗族、家户与村长的现实权力关系,可以达到揭示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以上三者之间出现的权力分离现象,重新构建现代村落的宗族家户系统和农村权力结构,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认同的目的。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