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精要,以为国为民的“经世应务”精神为根本出又发点,提出了洋溢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政治伦理主张,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观;臣“为天下,非为君”的君臣观;立“天下之法”与“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德法关系观。     

从《论语》中对管仲为“仁”的肯定评价看孔子的忠信观

针对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而死,并且做了公子纠政敌齐桓公的相这一史实,《论语》中子路和子贡问孔子管仲是否为"仁",孔子以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和匡正天下为由,许管仲以"仁",而不是以小忠小信、君臣小节之标准评价管仲。这表明了孔子所主张的"忠"是忠于国家天下之"大忠",而非仅仅忠于国君一人的"小忠"。从国家民族的统一、天下的和谐太平、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等角度出发,强调忠信于国家天下,推崇对国家天下的大忠大信,是孔子评价管仲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在孔子看来,只要有功于华夏文明、忠信于天下民众,就是大仁大义、大忠大信。     

先秦诸子论“汤武革命”

秦秋战国时期,夏桀、商纣已成了暴君的同义语。商汤、周武以及臣属的身份,用暴力手段,将其推翻,这就是为多数人所讴歌的“汤武革命”,但也有人指斥汤武是以臣弑君的乱臣贼子。在百家争鸣中,对汤武革命的不同评价的焦点是:若遇到淫乱昏暴之君,臣有无取而代之的权利?诸子从各自的政治学说出发,做了不同的回答。孔子没有直接评论汤武是“革命”或是“篡弑”,但他却称赞过泰伯和周文王“让天下”之德。特别推崇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朝,为天下之“至德”,①明显具有“非暴力主义”的倾向。孔子甚重君臣名分,坚决反对“僭越”之举,以季氏为首的鲁国三     

论董仲舒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董仲舒哲学是秦汉之际时代精神演变的必然产物。而其思想理论来源,则在于先桊的原始儒学。董仲舒是改造原始儒学并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一、天人观:董仲舒继承、改造原始儒学的起点董仲舒的天人观与原始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天命观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关系。孔子重人事疑鬼神,在天命观上表现出一种首尾两端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孔子赞成天命,坚持对天命的信仰。这在《论语》里可以说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孔子因对天道鬼神产生的一定怀疑而主张敬而远之,在门徒面前总是力免谈论天道性命。孔子这种矛盾态度,使董仲舒在碰到理论困难的同时也得到了充分的想象、改造的余地。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

搜检文献中孔子言论,与《缁衣》文句相印证;钩稽文献中君臣、君民关系之史实,与《缁衣》内容相印证,确知《缁衣》系孔子或其弟子据孔子旨意整理、润饰后的言论。这种言论系有感于春秋以前之君臣、君民关系史实而发,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     

试析孔子政治哲学之人文价值取向

孔子的政治哲学从天命天道观出发,围绕以"仁道"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展开,其政治方法论以德治、德化贯穿始终.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仁道",其政治哲学处处以人为本,体现出深刻的人文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施行仁政,以君臣的理想道德品格感召天下;建立理想的人本化的社会政治秩序以稳定天下;以民为本,取信于民,德化天下.孔子的政治哲学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大的意义.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     

论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

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把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组织称作部落联盟。近年来，早期国家问题逐步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又称之为部族国家，还有的学者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称之为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其实，部落联合体（酋邦）与部落联盟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部族国家这一概念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部落联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既不是部落联盟，也不是部族国家，而是部族联合体。氏族社会后期的部族是由若干部落联盟聚合而成的…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尚书·虞夏书》看尧舜禹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

建国以来，史学界一致认为尧舜禹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是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近年有人说不是部落联盟，是酋邦。我们经过仔细研究考察，发现两说都不切合中国历史实际。尧舜禹社会还是原始社会，国家尚未产生，然而，国家制度的许多重要方面已经萌芽，再前进一步就是国家。它不像部落联盟，也不是酋邦，称之为准国家形态比较合适。部落联盟概念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出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加以论定。摩尔根的结论从对北美印地安人原始部落的长时间研究中得出，恩格斯则在对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进行…     

秦统一以前的包头——包头地方史讲座

包头—从传说到战国一、包头地区古代的游牧民族大约距今五千年前,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唐尧、虞舜时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在包头一带生活着的是“荤粥”(又名“獯鬻”,音勋育)人。这时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向地域性的部落联盟发展。这些部落联盟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其间出现过许多地域性的冲突和战争,史书里就有黄帝时“北逐荤粥”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孟子“君臣”、“君民”关系主张的渊源再探析

孟子有关"臣可弑暴君"、"民贵君轻"的主张,大陆学界一般是从战国时期列国兼并战争,统治者争民心的民本角度去理解,然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孟子以孔子正宗传人自居的立论思路。而主张孟子上述主张是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和超越的认识,与孔子坚决维护先秦等级制的主张存在一定张力。因此,深入挖掘孔子"君臣"、"君民"的思想,揭示出孟子传承和超越孔子思想的理路,就既有助于深刻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又有助于深刻把握孟子思想精髓。为此,深入挖掘孟子"君臣"、"君民"思想的渊源,就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酋邦:过渡性与非过渡性——关于中国早期政治组织演进的不平衡性问题的一点理论思考

中国早期国家不是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而是古代酋邦在政治上和地域上演变的产物,这一观点,在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中已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由部落联盟而导致国家产生这一模式,应该说只是在世界较少地区出现过的一种特例,并不可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迄今,似乎只有古代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的一些国家的形成可以较系统地运用这一模式予以解释。而就是对这类国家的形成,在运用部落联盟模式予以解释时,也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至于酋邦向早期国家的转化,则可以有多得多的例证。色维斯(Service)因而把酋邦看作是人类政治组织演进中的一个普遍性的阶段;当然这个看法本身也还有待于讨论。古代中国是早期国家形成中酋邦模式的一个拥有充分资料的个案。对它的研究,不仅针对着中原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还涉及到如何恰当地解释自纪元前四千至三千年之间中国境内的几个有着较高度发展的地区之间在政治进程中的差异性即不平衡性问题,从而对中国早期政治进程的整个图景获得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在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酋邦本身在与早期国家的关系上的过渡性与非过渡性问题。在古代中国早期政治进程中,酋邦的这两种可能的特性都有突出的表现。这在早期国家形成的理论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拟就此作一简要的分析,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船山爱国思想以忠君为内核

<正> 王船山以君臣为大伦,为明朝君主奋斗到最后一息,说明——在明清交替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王船山的以君臣为大伦的忠君观念,成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为明朝君主呕心沥血直至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王船山看来,要解决社会由乱到治的问题.关键在于臣民必须忠君,在于严格地维持封建宗法君臣的关系。因此,不管君主坏到何等程度,臣民只有救君失误之责任,而无咒君、辱君甚至反君之道理.就是说,即使是暴君在位,也只能听其自亡。他说: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在孔子那里,天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道德个体提出的必然性要求,是需要通过艰苦的道德努力去显明和认证的东西: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最终在人的行为和成就中实现自己;人通过德行的累积去接近和显明天命,在为天命所照亮的族类的永恒里获得不朽。天命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天命的寻证过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素,它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为人类礼仪性整体存在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它昭示的是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对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天命观将孔子在不同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从而有了立体展开的潜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思想文化省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它的主要思想文化存在有三方面：一是汉末魏晋以来君臣关系危机与“无君论”思潮的冲击,淡化了人们心中的君臣伦理观念;二是玄学的推进及其“君主无为”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三是佛教“空无”哲学及其“出世”观对东晋君臣的影响。     

王夫之限制君权论发微

<正> 王夫之同历代封建思想政治家一样,是尊君、忠君的。他认为只有维系君臣,君民的纲常关系,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久治。天子的权力如果为人所窃取,就会“庶人可凌躐乎天子,而盗贼起”;而君臣、君民的关系是上天所决定的,是绝对不能变易的,因为“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如果“人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那么,乱臣贼子就会肆无忌惮,危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