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启示

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继承本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显学地位的先秦儒家思想。先秦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对当代思政实践具有启发意义的因素,摘其要者有“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德治国”的政治观及对良好道德品质的不懈追求。     

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

儒家的正身、举贤才、民本、民主等思想，在封建社会初期是难得可贵的，在今天亦可资借鉴。     

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走向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群体。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文化内化不深、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因此,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论制度化教育及其变革

学校教育制度化过程是学校教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但是在今天,高度制度化了的学校教育弊端日益凸现,引发了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激烈批评.对制度化教育的全面解读,可以给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学校教育改革以有价值的指导与启示.     

大学生诚信教育制度化研究

通过对信用与法律关系的分析,结合目前高校诚信教育的现状,可以看到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制度化已经迫在眉睫.     

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我国居民诉求表达形式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以及大量的利益诉求表达.个体在利益受损时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制度化的诉求表达形式,体现了政府的公信力水平以及社会治理能力.因而,对于诉求表达形式的研究最终应以如何实现向制度化表达形式的转向为归宿.本文基于"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在考量社会结构因素对于个体不公正经历影响的基础上,试图厘清个体在经历不公正对待时选择诉求表达形式的逻辑.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基于事实上存在的多维二元结构,社会中个体在经历不公正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其二,收入、户籍、是否为流动人口、所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社会结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于诉求表达形式的选择.其三,对于群体间冲突以及社会问题的感知增加了个体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非制度化渠道进行诉求表达的可能性.其四,对政府效能的积极评价对于制度化表达形式的选择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发现,文章认为我国诉求表达机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在充分考量社会转型特殊背景的情况下进行,而消除现实存在的多维二元结构、谋求主动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不同群体的诉求表达能力、提升政府的诉求回应能力等是促进诉求表达形式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向的有效途径.     

制度化绩效考核在政府部门的运用

在政府部门开展绩效考核工作有利于找出政府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引导和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增强政府部门的服务能力。区别于企业中的绩效考核,政府部门中的绩效考核要更加具有科学发展观念,同时也要加强管理的责任意识,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化的绩效考核体系。     

论志愿者助残的制度化建设

残疾人是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仅仅依靠政府和残疾人的相关组织或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实现志愿者助残的制度化,对于残疾人事业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志愿者助残的现状,从志愿者组织的审批和管理、助残志愿者自身的运行机制等方面对志愿者助残的制度化建设进行了探讨。     

多党合作制度化问题探析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在多党合作恢复和发展的30多年里,制度建设一直是一个核心话题。多党合作制度化问题先后有＂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制度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几种提法,但本质上都是制度化。多党合作制度化是制度的规则不断完善、运行日趋规范的过程,也是制度功能有效发挥的状态。提高多党合作的制度化程度,需要进一步规范制度运行,增强参政党的自主性,巩固和构建政治共识,提高政治制度之间的协调性。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化分析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确保社会价值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公民通过各种不同的参与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要实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有序和高效,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制度保障是关键,而制度障碍正是目前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瓶颈。应从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以及重点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建议、批评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具体制度建设入手．以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环境。     

先秦儒家智德观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儒家智德观主要包括先秦儒家关于智的来源、含义及其作用的思想。先秦儒家智德观具有四个方面的明显特点:从智的内容上看,主要是人事之智;从智与德的地位上看,主张智从于德;从智与德的关系上看,主张仁智合一;从追求智的目的上看,主张成圣成贤。文章在对先秦儒家智德观及其特点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揭示了它的历史影响及现代启示。     

从《淮南子》看汉初意识形态由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的转变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道家治国理念,使黄老之术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一直稳站上风,居于绝对的主流地位。但汉初黄老思想毕竟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策。当大一统封建王朝羽翼日渐丰满的时候,大有为的政治要求就决定了避世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力维系强大王朝的发展和稳固,势必要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打入冷宫,而代之以经世入世的儒家学说。因此,汉初意识形态,在70年的以儒道为主兼及其他诸家的磨合融汇中,在汉武之世必然走上道衰儒兴的道路。《淮南子》这部汉初思想的鸿篇巨制从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一融汇磨合的最好印证。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结构与中国社会转型析论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复兴儒学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政治性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本质规定性,其政治价值结构的主体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三个层次构成。以这样的价值结构作为理性内核,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适应君主政治存续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据此,传统儒学内涵的价值准则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政治价值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因而,期待着儒学的复兴、升腾以促成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将令倡导者、期待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     

何晏玄儒兼治思想发微

正始清谈领袖何晏会通儒道建立起比较成熟形态的本体哲学,但是深入到“以无为本”的抽象思辨未能完全熔接传统儒家。《论语集解》致力经学玄化开创了学术新局面,然比之王弼则基本仍是汉儒正统立场的延续。史书记载何晏玄学政治观指导下的正始改制言行多有牾,矛盾背后正是时代命题“名教”与“自然”之争。何晏遵循儒术的的政治实践体现出儒术与道体分立的鸿沟,进而探讨圣人情性表现为玄学理想人格构建的缺失。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     

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

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天人合一”并非只能为“道统”服务,它也蕴含着生态意义。儒家思想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精神资源之一。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儒的法律化-冲突与融合

通过传统族权、父权、复仇等制度现象的例示与分析，说明传统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