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论史家“四长”看史学的客观性

梁启超一生兼政治与学术于一身,其在学术方面最大成就莫过于史学。梁氏在其著作中曾流露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愿望,并力求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其对“史家四长”的重新论起成为学界共识。今天,历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史学家具备了梁氏笔下的基本素质后,能否写出“好史”来,在后现代面前已显得底气不足。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

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虽属传说,但由于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一般史家也多认为有其事实。本文作者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认为“禅让”一事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历史事实是:尧、舜、禹三个部落相互斗争,相继成为入主中原的盟主。每一个部落各有自己发展的源流,不是一个部落内的“禅让”,而是不同部落间经过斗争后相继成为盟主。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探析——兼论所谓“王莽篡汉”

西汉中后期有一股浓厚的禅让思潮,它是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说"和"王者受命说"为理论基础的,因而与先秦"禅位于贤"的禅让思潮有所区别。通过考察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我们对于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认识:汉哀帝对于禅让的态度表明他深谙权谋之术,绝非昏君;所谓的"王莽篡汉"不过是顺应了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潮,并且当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只是由于王莽即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政治改革失败,从而使得传统史家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史学客观性的可能性与可欲性

史学客观性包括认识与文本两个方面。客观性在本体层面上隐含主客二分的意味,但无论是在本体还是认知意义上,主客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宏观历史认识与叙述层面上,史学客观性是由学术共同体多数共识所确认的关于历史理解与叙述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有其客观史实基础。史学虽不具有自然科学建立在主客当下直接对接基础上的坚实客观性,但关于史学客观性的怀疑主义和相对论质疑最终是不成立的。客观性是史学合理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客观性之外,史学合理性尚有深刻性、创造性及丰富性等合理性要求,并且,好的主观性(利科)本身即是史学合理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客观性对史学来说并非无条件可欲的。     

“提高”与“普及”两条腿走路——市场经济大潮下史学的出路

受市场经济冲击,史学出现了“危机”,个中缘因与传统史学和“左倾”史学有关,而以“提高”与“普及”两条腿,既可走出传统史学的窠臼,维护史学的优良传统,又可走出“左倾”吏学的误区,迎合史学服务现实的要求,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史学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刍议——“易中天现象”的史学解构

兰克新史学标举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重视社会的历史。科学与理性成为新史学专业建设的指南。对社会史的重视结束了"帝王家谱"的话语霸权,纵横结合的社会史为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新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过份强调,与"史学本质里"的文学元素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后现代史学因运而生。"易中天现象"既是新史学社会史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史学文学性要求的必然表现,其大众化趋势正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必然。     

史学的世界与世界的史学——中国史学世界化的回顾与思考

早在唐朝,中国史学就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史学的发展。公元１３至１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海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渐多;１７纪后,西方中国学形成热潮。现代海外中国学研究队伍庞大,资金雄厚,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众多,并且加强了国际的协作和交流。与此相适应,中国学者也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学的介绍和与世界同仁的联系交流。     

历史编撰新图景: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兼论后现代史学

大众化历史叙事的繁荣具有两个背景:大众文化的崛起及世俗社会的复归。而专业史学对科学化的极端追求给大众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历史学的勃兴,逐渐出现了要求历史书写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进行话语转换的呼声,"宏大叙事"、"大历史"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遭受强力质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长期以来主宰史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发起的挑战成为当代历史思维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西方后现代史学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它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转移以及文体的变动。我们在对后现代史学的极端相对主义进行辩驳的同时,也要对后现代主义促进史学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     

聆听“历史”的弦外之音——王明珂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述评

王明珂先生的新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从反思性研究视角为历史学研究提供研究方法指南,试图使读者能透过文本表象(表征),认识社会情境本相,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够聆听到历史的弦外之音,进而有所行动,让人类生态逐渐得到良性调整。这部著作对于研究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历史及其传统文化变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尚贤到禅让——战国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界,“尚贤”理论为当时号称显学的儒、墨两家所竞相鼓吹。随着宣传尚贤热潮的进一步高涨,尚贤的极致———把最高统治权让贤的禅让学说在战国前中期也曾盛极一时。但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政治学说到了战国末期,受到各个学派的摈弃,最终被更为务实、适时的理论所取代。考察这一变迁,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及其时代所发生的变化。     

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以近代史学期刊为视角的考察

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报刊创办之初开始,史学研究便在这一新型媒介上初现端倪。五四运动前后,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雏形,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大量史学类期刊的创办为标志,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正式确立,史学研究也由此表现出和传统史学不同的特点: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史学研究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密切。     

美国新西部史学的特点析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西部史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其特点也越发明显。在研究方法上,新西部史学大量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并不断创新;在研究内容上,从原来的宏观叙事到细微叙事;在研究角度上,有了政治史、环境史、妇女史、种族史、城市史和综合史等新的角度。     

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史学“经世”传统的延续与承接——试论白寿彝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史学经世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优良的史学传统,延及近代以来,白寿彝先生很好的延续与承接了这一传统,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与史书编撰中进一步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白寿彝先生史学创新精神析论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的结合是当今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在此方面,白寿彝先生大加提倡并身体力行,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史家三长”论的全新诠释以及对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等四个方面.     

“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作品的叙事分析

只从题材的角度研究张爱玲的作品,是一种浅尝辄止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如果转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观察,则会发现张爱玲讲述的其实是女性与男性关系的故事,并在二元对立的故事结构之下,隐藏着一个关于女性再生的神话,构成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的作品揭示出,在生存勇气、智慧与创造文明方面,女性高于男人,从而显现出女性的巨大人性之光。突破题材限制,进入故事结构层面对张爱玲的故事进行叙事分析,是打开了其作品的第一层意义。进而突破到故事下的故事,看到那个现象的再生的故事是如何影响与制约着张爱玲的叙事活动的,方打开了其作品更深一层的意义。     

浅析全球史学的开端——兼评《全球史学史》

伊格尔斯等人写作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对全球史学发展脉络做出了梳理,但是在全球史学的起源问题上,作者将18世纪作为全球史学开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基于此观点,回顾了18世纪的史学发展历程,认为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是后世欧洲中心论的滥觞,并未造成全球史的真正繁荣,20世纪初才是全球史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试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诗歌

古人著书以求不朽的意识在晋代得到明显体现,这促成了史学的大发展,并表现出文人兼综文史的特点.由此,晋代史学在诸方面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以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来看,诗人的创作常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诗人还借用史家手笔歌咏史事,体现出史学意识.     

清代前期对历史的普及与传播——兼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

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历史的普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私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历史的教育与普及,而且官方也积极地加入进去,并对私家撰述在思想上起到引导作用,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压制。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评价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时,大多给予批评,认为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关注到官方与私家的关系,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研究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读物,必须考虑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得出恰当、合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