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钢琴演奏中民族器乐改编曲的民族特色

民族器乐改编钢琴曲是融合中国传统特色的音色,和声,节奏,装饰音等民族元素为一体的钢琴曲。[1]在钢琴演奏中要掌握民族器乐改编曲的结构特点;民族乐器音色模仿演奏的特点;民族五声调式的旋律特点;民族节奏特点等,通过理性与感性的融合,深入地理解中国钢琴曲的内涵;在演奏时通过自身对乐曲的正确理解和感悟以及对手指的细微控制来表达中国钢琴作品的独特意境和韵味。     

钢琴奏响民族风——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演奏之赏析

钢琴改编曲《百鸟朝凤》突破了西洋乐器表现力的局限性,保留了原本的民族特色,展现了钢琴独特的音乐表达方式;既传承了浓郁的民族风,又开创了新的演奏技法。关于它的演奏主要围绕钢琴指法、演绎技巧、乐段体现的情绪、乐曲画面四方面展开。     

浅析中国钢琴改编曲《四季》的艺术魅力——对民族器乐模仿的创作手法

中国钢琴改编曲《四季》中的春——《夕阳箫鼓》、夏——《百鸟朝凤》、秋——《平湖秋月》、冬——《梅花三弄》分别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黎英海、王建中、陈培勋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在这四部钢琴作品中,作曲家成功模仿了我国民族器乐的演奏特点与特有的音响效果和音色,并运用现代化的作曲手段,结合钢琴优美的音色和宽广的音域以及丰富的表现力,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景色秀丽、色彩柔美、气韵生动的中国水墨画,将我国钢琴曲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品不仅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韵律,而且还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浪漫主义风格与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合——解读格里格的《抒情小品》

格里格的《抒情小品》,其标题与内容紧密结合,充分地表达了作曲家的思想感情;其旋律舒缓优美,植根于民族风格又融入浪漫主义艺术元素;其和声基础和语言实现了民族性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格里格的《抒情小品》是浪漫主义和民族音乐元素完美融合的榜样。     

论萨拉萨蒂小提琴作品的民族元素——以《吉普赛之歌》为例

萨拉萨蒂不仅是一位天才小提琴演奏家,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提琴作曲家。其作品不仅以绚丽夺目的技巧、跌宕起伏的旋律而闻名于世,更因为其强烈的吉普赛民族风格而成为小提琴曲库中璀璨的明星。文章以萨拉萨蒂的小提琴代表作品《吉普赛之歌》为切入点,通过对该作品的旋律素材、音程结构、模仿民族乐器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萨拉萨蒂小提琴作品中的民族风格,旨在更好地理解和演奏萨拉萨蒂的小提琴作品。     

论长篇小说《白鹿原》所揭示的民族生存方式--兼析其内蕴与文化重构的关系

探讨作家对民族秘史的总结,揭示宗法族权制是民族生存的制度,耕读传家是民族生存的途径,追求刚健有为的内圣外王是民族生存的人生哲学,有助我们清醒认识传统文化实质,更好完成文化重构.     

艰辛之路——论《宠儿》中民族文化意识的重建

莫里森是一位美国现实主义黑人女作家,她的巨作《宠儿》揭示了莫里森在解放黑人、恢复黑人主体文化意识方面所做的探索。她呼吁黑人勇敢地面对过去,寻求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找回自我,治愈创伤,融入黑人社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本文从非洲文化、哥特文学和黑人族群等三个方面分析非裔黑人寻求自由、重建民族文化意识之路的艰辛,同时也探讨了莫里森在这三个方面所运用的独特的写作技巧。     

民族声乐作品演唱中京剧唱腔风格的运用分析——以歌曲《梅兰芳》《贵妃醉酒》为例

在我国“音乐传统”的传承延续过程中,京剧唱腔与民族声乐之间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一批新生的、特色鲜明的,最具京剧唱腔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歌曲《梅兰芳》《贵妃醉酒》这两首具有京剧唱腔风格与韵味儿的民族声乐作品,都与京剧唱腔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本文在研究中分析了《梅兰芳》《贵妃醉酒》作品对京剧唱腔风格的运用,同时对作品演唱中京剧唱腔风格运用的情况进行了探析。     

对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的重新书写——论《艾凡赫》民族身份构建语境下对“改宗”的批判

《艾凡赫》是司各特第一部关于英格兰题材的历史小说。在对萨克逊族、诺曼族、犹太族共存于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叙述中,司各特艺术化地批判了宗教和民族间的改宗行为,从而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的强调连续性和纯粹性的英格兰民族历史书写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主张英格兰民族身份建立在萨克逊族和诺曼族融合的基础之上,并肯定了犹太历史是英格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司各特对英格兰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对今日全球化环境下如何保持民族身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央视春晚民族歌舞《追爱》:瑶族文化的一次华丽蜕变——兼论梅山文化中瑶族及多民族资源的媒介舞台意识

信息时代,民族文化只有掌握媒介话语权,才能得到重点保护、利用并构建新的文化图景。民族歌舞《追爱》借央视春晚舞台成功实现了文化蝶变,《追爱》的文化母体瑶族祖居地———梅山,保留了瑶族、苗族、土家族等多民族原始文化信息,文化遗存丰厚,民族叙事惊心动魄,文化的原生性、原头性、传奇性与多民族性等特征是大众文化消费的视点,应该创意包装,让民族文化化蛹成蝶,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乘着当代媒介的春风,展翅高飞。     

一盘未下完的棋——论《正红旗下》中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统一与背离

老舍1962年创作的《正红旗下》，前11章实现了旗人民族身份话语与主流革命话语的统一，这种统一使老舍获得了写作的信心与写作的生命力，也使这部作品成为老舍建国后作品中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老舍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无法保持步伐一致，使之陷入了两重话语相悖而形成的写作因境中．《正红旗下》不得不搁笔，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析薛瑄的复性说——兼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薛瑄的评价

理即性是薛瑄对程朱性即理理学范式的重大修改与完善,如果说程朱的性即理是道德主体通过后天修养所达到的性与理的经验统一,那么,薛瑄的理即性是天理在根源上与性的先天统一,并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薛瑄的学术宗旨是以复性为宗,又指出其恪守宋人矩矱。相对于程朱,以复性为宗就是薛瑄的一个突破,而非恪守宋人矩矱。     

论《李娃传》中荥阳生形象的原型意义——兼析中国古代小说中文人与妓女的爱情情节模式

《李娃传》中的李娃,对爱情坚贞不渝,多年来人们对她赞誉有加。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更应该受到赞誉的是荥阳生,因为荥阳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个当官后娶妓女为妻的艺术形象。如果联系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古话,就会更加发现这一形象的难能可贵。荥阳生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对后世的同类文学作品影响深远,形成了一种文人与妓女相爱的故事模式。     

乾隆《雅州府志》所记口内土司及其在川西高原治理中的作用——兼论清代青藏高原边缘地区藏族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雅州西北面内外称口内、口外,最初是西炉之役后雅州官员的一种习惯表述。康熙末年清出兵西藏及川藏行政分界、雅州升府以及打箭炉同知设立之后,口内与口外开始成为正式划分,口内土司与口外土司之称也随之出现。府属土司作如此划分,有加强管理的意义,后正式记入乾隆《雅州府志》。府志“土司志”通过设置细目对府属口内土司“功绩”作较全面的记载,反映出对口内土司及其作用的重视。康熙后期至雍正年间这三十余年中,府属口内土司在西藏与川西高原治理以及保证川藏大道正常通行中参与了多次重大行动并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彼时的府属口内土司,已成为清治理西藏与川西高原地区以及确保川藏道正常通行的一支可动员、借助的重要力量。为确保口内土司稳定并继续发挥作用,清加强对口内土司管理,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政策与措施客观上推动了青藏高原东南缘藏族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密切了此地区民族间的关系。边缘区域民族关系的持续变化,又对青藏高原其他地区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论“威尔第式男中音”对《弄臣》中黎戈莱托音乐形象的实现——兼析演唱咏叹调《你们这些狗强盗》时的艺术特性

“威尔第式男中音”是歌剧《弄臣》第一主人公黎戈莱托在歌剧舞台陈述空间中的一种表现方式，威尔第用独具个性的音乐旋律、宽广的音域、声乐色彩丰厚而富有弹性的音色和以极具戏剧性表现力的歌唱与表演揭示人物复杂情感、塑造角色鲜明性格，极为成功地塑造了黎戈莱托这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音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