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定位

茅盾是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而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确立其历史地位的,但他又是一个“综合体”,对政治、哲学、科学、社会革命也抱有浓厚兴趣,从而显出其文化思想的开阔性。与同时代作家“文化人”相比较,茅盾的文化思想既保持着同一性的一面,又显示出独立不羁的文化品性。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王若飞语）,在本世纪,茅盾的文化思想、文化选择曾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建构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论行政人格的历史类型

行政人格既是行政人员个体的人格 ,又是行政人员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格和职业人格 ,是行政人员共同拥有的普遍人格。行政人格是与行政管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 ,统治行政中的行政人格是一种依附人格 ,管理行政中的行政人格则是一种工具人格 ,而服务行政则需要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与之相伴。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以后工业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为背景 ,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行政人格。在服务行政的制度、体制设计中 ,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是理论建构的切入点。现在来研究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 ,有着直接的实践价值。     

论文化与人格的相互作用

文化塑造了个体人格,特定人格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个体人格是特定文化塑造的必然结果。文化对人格的塑造是通过前期生存与发展教育、社会化教育、社会控制教育来进行的,并且通过对人格的评价及再塑造,塑造出完整的人格。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在文化面前绝不永远是消极被动的,它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改变环境,创造和发展社会文化。文化与人格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     

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茅盾对中国文艺理论最突出的贡献是其丰富而又系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随着时代的进程、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逐渐明确化、深刻化的。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鲜明的实践性和理智的开放性。     

论巴金文化人格的裂变及其历史意义

巴金的文化人格在 2 0世纪走过了一个正、反、合的曲折历程 ,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呈现出迥异的形态。除了外在的社会历史原因 ,内向懦弱的性格、自我意识的丧失和“明哲保身”的传统观念是导致其文化人格发生裂变的主观原因。巴金文化人格的裂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为 2 1世纪如何重建现代文化人格树立了一座警示的丰碑     

冲突与选择——论茅盾早期文学创作的个体文化心理

茅盾的早期作品塑造了现代文学史上栩栩如生的“时代女性”形象系列,其间隐藏了作家在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层面的深刻的思考和积极的探求,体现了他作为文化巨人开放性的文化意识和建设者的气魄。     

泰戈尔人格论的宗教内涵

通过分析泰戈尔对"人格"的定义,泰戈尔人格论的特点,揭示其人格论的宗教渊源,及其人格论与泰戈尔文学思想的关系。     

论茅盾小说的审美追求

茅盾的小说立足于社会现实,用典型性的人物与故事来表现人生和社会现象,强调小说创作必须要具有艺术典型化的特质。茅盾坚持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主张,虽开创了“划时代的新文学”———社会分析小说,也使其小说普遍存在着理念过重而失之凝滞的弊病,损害了小说以情感人的艺术力量。     

特定文化语境与现实主义创作范型——论茅盾的“创作模式”及对其的评价

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茅盾的评价,因其持守以《子夜》为代表的“创作模式”而存在分歧.这一创作模式的确呈现复杂的状况,本身并非毫无可议之处,但它不是作家随意为之的选择,而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需求,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诸多特点,显出其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契合性,需要作出准确估量与评价.     

"五四"新文学与民俗学运动——以民间信仰为中心

"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和建设而共生与同步的.本文以民间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文化为考察视角,以文学史进程为线索,试图勾勒出"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共生、互动的历史轨迹.     

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概说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更客观、理智、冷静的研究 ,无论是对其主要精神和成就的发掘 ,还是对其缺失的反思都达到了新的境界     

时空交错 文化蕴涵——论影视剧的叙事时空

电影作为时间与空间的综合艺术,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转换在电影中都有着无穷的潜力,且这种流变与转换携带着深厚的本土文化蕴涵。在叙事时间上,有顺———倒———补三种形态。在叙事空间上,有内部与外部两种结构形式。     

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五四”时期邓中夏的文化选择及其历史意义

邓中夏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是作为职业革命家而非专门学者的角色,但他的学术研究,对于指导和总结中国工人运动,却算得上居功至伟."五四"时期,邓中夏对"实行"一面的选择,及其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的自我塑造,确然体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知识界求新、求变乃至自我改造的时代风气.进而言之,"五四"之后邓中夏等激进人物对于"实行"一极的凸显与实践,实是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时代关系的一种自觉选择.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文化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中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