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

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 1978年底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两国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是美苏关系的牵制。尼克松政府寻求与苏联的缓和 ,导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福特政府期间正常化没有进展。卡特政府中主管外交的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一些问题上观点相左。万斯认为美苏缓和关乎美国外交的全局 ,中美关系应从属于美苏缓和。布热津斯基认为缓和本身是复杂的 ,美国应实行多中心的政策 ,应利用中苏分裂减少美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担心。卡特在 1977年受万斯影响较多。由于缓和的衰落 ,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大 ,卡特在 1978年年中才打定主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

为了分析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认知的影响,对美国民众进行在线抽样问卷调查,获得2 200个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均无显著影响,但通过杂志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呈正相关;通过电视、广播和新闻网站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对美国民众的中美关系认知有显著影响。此外,虽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总体上呈现出较为严重的负面倾向,但美国民众通过各类媒介接触中国新闻的总频率却与其对中国的印象呈正相关,这是由于美国民众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到的有关中国信息相比媒体的新闻报道更为负面。     

修辞较量:冲突情境下的反修辞策略——基于中美关于贸易摩擦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子舆论场,双方通过媒体进行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相对于美国,话语劣势和失语现象更加明显。话语中强大的修辞力量使得人们认识到话语争夺下隐藏着的修辞较量。对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报道进行修辞分析,可以发现,中美报道在修辞情境、争议宣认和修辞资源的利用上存在明显差别。我国新闻报道需要正确认识西方修辞实践中的各种传统与规范,而不是作为"局外人"在传播技巧和符号指向上重复翻新。我国新闻报道可以通过及时把握修辞情境、主动制造争议点、发掘共同意识、合理利用人格资源等策略,帮助修辞主体在修辞较量中获得话语争夺的优势地位。     

赋予中美关系的特殊性:美国在华传教士

"门户开放"政策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该政策的时间段前后,中美交往的参与者、交往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并赋予早期中美关系是否是"一段特殊关系"的讨论.本文通过美国在华传教士对中美关系之影响,与英国在华传教士作比较,"门户开放"政策落实前的中美关系的确具有特殊性,特殊在于中美交往的具体操作形式——官方政策取...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在美国媒体政治符号上的反映

通过观察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使用的政治符号可以了解中美关系的大势。如果说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或者既敌既友 ,中美两国既冲突又合作的话 ,《纽约时报》上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与其它两类政治符号 (即地缘政治类和法律类 )的比率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冷战后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意识形态类的政治符号明显增多 ,但并没有出现 195 0、6 0年代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一边倒的局面。意识形态类政治符号的出现说明中美两国是有政治上的冲突的。很多美国人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 ,希望共产党在中国垮台。同时 ,由于改革开放 ,中国在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毕竟不是前苏联 ,她对美国的利益即使有“威胁”也远没有前苏联那么大。美国媒体上意识形态类符号的回归非常有限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它也同时表明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还是广阔的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三大特征,即经贸纷争常态化,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相互依存深化和对称化.中美经贸关系的上述特点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贸关系将继续支撑双边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一个主要的纷争之源,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博弈能力得到提升,美国在非经贸问题上对华使用经济杠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都会下降;但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总体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仍会不时地利用经济杠杆来影响中国的经贸政策,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     

美国对台政策演变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5 0年来 ,美国对台湾政策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带来了许多变数。只要中国没有实现统一 ,台湾就会被美国作为“一张牌”在中美关系中长期打下去。美国从战略全局出发 ,虽然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 ,台湾问题仍是中美两国关系中最具潜在爆炸性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仍将会是起伏不定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的北京形象(2000—2012)

2000年以来,随着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被美国主流报刊广泛报道。这些报道既有消极的报道,也有积极的报道,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民众对北京形象的认知,进而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间关于北京的所有报道进行了议题归纳、领域归类、倾向性分析和内容分析,展示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形象,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布什当政以来的中美关系

布什及其主要助手是怀着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进入政府的。 2 0 0 1年 4月的海南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又遭遇一次危机。“9·11”及其以后的反恐战争促使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它结束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中美两国在反恐和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表明 ,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扩大。中美关系的关键仍然是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媒体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与影响——兼评中美关系中的媒体因素

媒体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各因素中较为显著的一个。在美国国内 ,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合作。媒体既有监督、揭露的一面 ,又有被利用、控制的一面。在外交决策中 ,媒体通常扮演的是设定议题、议程 ,影响舆论和政策推行工具的角色。在中美关系中 ,由于种种原因 ,媒体的消极作用较为显著 ,需采取一定措施加以改变     

美国学术界关于2007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较系统考察了2007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包括分析此段时间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中美关系的前景及其制约因素和仍将继续存在的问题,并就未来中美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美国学术界这些研究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并具有积极意义。当然,美国学术界在研究过程中亦有不足。     

中美关系解冻的秘密渠道：缘起、作用和特点

中美关系并非简单的非敌即友或敌友共存,它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格局的大动荡。中美关系缓和与尼克松访华,是在美苏两大阵营大重组的过渡时期出现的重要事件。对美国而言,实现中美关系缓和,与扭转美苏争霸中的颓势和维持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优势相契合。对中国而言,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符合其外交回归理性务实和整顿国内政治乱局的需求。因此,中美首先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中间国传信,实现初步试探和两国互动,完成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其次通过巴黎渠道和纽约渠道的高层面对面会晤,基本构建互信和初步合作,最终推动了尼克松成功访华。虽然中美之间的多条秘密渠道各有特点,但是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中美关系实现解冻并走向正常化。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然而长期以来,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始终处于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的状态。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一直居于强势,美国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状态有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运用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他者想象与自我认知:中美民众国家形象认知研究

中美关系决定着21世纪国际政治走向和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而言均有重要意义。以2017—2018年中美两国民众世界观调查为主要依据,详细分析中美两国民众心目中的两国国家形象以及对彼此国家的认知状况,发现两国民众在对彼此国家的关注和了解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对彼此国家的认知途径与报道满意度方面趋同。此外,在认同彼此国家大国形象的基础上在国家好感度、国家领导人好感度以及两国政治与公共外交形象等细分领域也存在明显分歧。而民众对一国是否感兴趣、是否了解以及民众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国际新闻接触率是影响民众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     

论中美人权之争的根源与特性

人权问题是很长时间以来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美人权之争之所以长时间存在并且在某些特定时期左右中美关系的发展,其根源主要在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人权观;中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中美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对人权观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美不同的历史经历的深刻烙印。这些因素使得中美人权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中美人权之争还具有三方面的特性,即长期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从中美人权之争的历史来看,两国的政策和做法完全不同。从目前来看,解决中美人权之争的关键在于美国方面。     

冷战后的中美政治安全关系

冷战结束十年以来 ,美国的对华政策依然摇摆不定。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十年来美国视中国为敌还是为友 ,或者非敌非友 ,至今还未定性。而美国难于在其国际政治安全战略中给中国定性的原因 ,则与以下的三个层次密切相关 ,即美国的国内政治层次、中美关系的发展层次和全球层次。     

论石油能源安全问题与中美关系

石油作为一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中作用日益突出。中美两国不同的石油安全战略,必然产生在石油问题上的博弈。美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已成为影响中国实施石油安全战略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必然受中美关系大局及双方石油互动关系的影响。认识到中美两国利益的交错性与复杂性,认为中美两国在石油问题上需要更多地沟通和对话,就目前而言,中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是最佳合作模式     

中国崛起和中美博弈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为何会爱恨交织?中美关系应如何定位?最新一期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日前刊登了长达14页的封面故事《中国崛起之威胁》。这篇报道的作者爱德华?卡尔告诉记者,本文剖析了中国崛起、     

近10年中美关系的回顾与思考

中美关系近10年呈现跌宕起伏、艰难前进的特征。国际格局的变化、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分歧、贸易和军售以及美国国内党派政治和国会之争都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进程。中美关系的定位和双方的政策选择取决于现有的国际关系背景,而国家利益是左右双方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因而两国应积极寻找中美利益的契合点,努力造就国家利益的"双赢",这是中美关系较为实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