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与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市1998—2015年面板数据,综合利用核密度估计函数、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系统考察城镇化与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过程和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城镇化率呈两极分化态势,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间城镇化受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全国水资源消耗得到控制,但东部、中部、西部水资源消耗高的省份存在增加趋势。（2）全国城镇化对水资源消耗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门槛,并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东部经济发展门槛具有抑制效应,中部居民收入门槛具有促进效应;西部门槛效应与全国相同,且经济发展抑制作用阶段性增强。（3）居民收入、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水资源消耗正相关,而经济发展与之负相关。     

中国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及潜力探究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市2002-2012年的统计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北京市农村和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居民群组的消费间接碳排放量,利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总量从2002年的3 131.81万吨增加至2012年的3 857.67万吨,年均增长率为2.11%。分收入群组看,农村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SDA结果显示,2002-2012年,平均消费水平变动是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强度变动则是主要抑制因素,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则影响有限。因此,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减排建议:进一步降低产业部门碳排放强度和优化产业结构;严控人口规模,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优化消费结构,鼓励低碳消费、绿色消费。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利用碳排放系数法,对中国及各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LMDI模型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从2000年的27784万吨CO 2增加到2014年的91336万吨CO 2,其中内蒙古碳排放增量最大.从全国层面看,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是刺激因素,分别增加碳排放78229万吨CO 2和31998万吨CO 2;节能技术、消费倾向和能源结构是抑制因素,分别减少碳排放31122万吨CO 2、9636万吨CO 2和5917万吨CO 2.从省域层面看,能源结构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793万吨CO 2;节能技术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3146万吨CO 2;消费倾向效应最大的是山东省,共减少碳排放907万吨CO 2;收入水平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增加碳排放6153万吨CO 2;人口规模效应最大的是广东省,共增加碳排放4006万吨CO 2.     

物流产业增长、城镇化与碳排放动态关系研究

分析物流业、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对发展低碳经济,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挖掘2000—2015年物流产业、城镇化与碳排放的相关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定量分析了物流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入、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物流产业增加值对碳排放量有双向影响,固定资产投入与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量有单向影响;物流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入、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量均有长期正向冲击作用;物流产业增加值对碳排放的贡献程度最大,固定资产投入次之,城镇化的贡献程度最低。为此,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广低碳物流理念,倡导低碳消费方式,加强政策引导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实施物流业的低碳化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及其他分析工具,以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探讨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实证分析表明：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及单向的因果关系;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呈较大且持续的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随着时间的持续,居民消费的贡献将逐步赶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从长期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力最大。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较小。因此。若要使其经济得到长远发展,必须采取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提高居民收入以获得更多消费的若干对策。     

新时代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及变动影响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将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划分为收入、人口、空间和产业四个部分,分析其在2012—2018年的物流业碳排放变动影响作用,并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物流业碳排放量的脱钩状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对脱钩状态具有抑制作用,而收入城镇化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从整体上看,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物流业碳排放之间主要存在三种脱钩状态：弱脱钩、扩张负脱钩以及增长连接。2016年后,整体的脱钩状态趋于平稳,表现出弱脱钩的状态,但作为经济最发达的下游地区脱钩状态最不明显。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城镇空间布局、设计智能物流系统以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政策建议,以实现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省域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核密度分布和莫兰指数对中国2000—2015年30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动态趋势及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30省份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新常态以来低碳步伐加快;（2）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性具有高水平集中、低水平集聚特征,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增强;（3）本省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本省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邻省份的外商投资规模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本省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因此,未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优化相邻省份间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及大力发展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促进区域低碳转型的主要方向,同时生态城镇化以及继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也是减排潜力因子,省域间的减排空间溢出效果不容忽视。     

北京市道路客运交通碳排放研究及其情景分析

对北京市道路客运交通碳排放进行测算,发现2005-2010年间北京市客运交通碳排放增长迅速,而2011年相对于2010年略有下降。出行比例的下降以及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的上升则对北京市道路客运交通碳排放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当日均出行量为4 050万人次时,交通出行方式结构的改善可以为2015年北京市客运交通节省302.46万吨碳排放;而当日均出行量为4 425万人次时,则可以节省330.47万吨碳排放。     

时空差异下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阻力模型,利用中国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效应。研究发现：空间差异下,城镇化进程受水资源约束存在差异,西北地区和湖北、江西、北京、上海等地受水资源约束明显;时间差异下,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效应存在阶段性,对经济发达地区的约束效应减弱或不存在,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约束效应则增强。水资源约束效应还受人口结构、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水资源对基础设施完善的城镇影响较小。新型城镇化建设应注重城市内涵,协调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和节水护水意识,降低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效应,形成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新格局。     

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以互联网依赖理论为基础,借助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库,采用STIRPAT模型和Bootstrap链式中介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依赖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链式中介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差距与消费升级在互联网依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直接中介作用。但是,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互联网依赖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造成消费升级减缓,进而降低碳排放。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政府应协调处理减排与收入差距和消费升级的关系,推进差异化减排策略,倡导低碳型消费模式。     

兵团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分析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兵团加快"三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兵团"三化"建设步伐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兵团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该文通过对兵团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兵团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一致保持着较高的效率水平,是兵团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且可能保持较长时间。该文提出兵团应科学规划投资战略,明确投资重点,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科技含量,进一步改善投资效益,同时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吸引民营资本尤其是内资和外资,以扩大融资渠道,保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稳步、持续增长。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碳排放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收入差距与碳排放的相关性做了一些研究,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为探究在中国国情下收入及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碳排放间的相关性,核算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并采用差异性测度方法（基尼系数、拟基尼系数、Kakwani指数、Theil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2002—2012年,中国处于收入提高、收入差距缩小而居民消费碳排放量扩大的阶段;（2）收入与居民消费碳排放量非线性正相关,处于不同收入组的省份,在发生收入组变化时,碳排放不平等程度会呈不同的变化趋势;（3）从全国来看,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碳排放间负相关,但是从各收入组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4）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促进人均间接碳排放量降低的共赢局面很难达成。政府应根据收入差异化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提倡低碳生活主动减排,并推动供给侧改革及促进科技创新以减少间接碳排放。     

信息技术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为例

分析信息技术影响物流业效率理论机理,并依据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包括中亚五国和中国西北五省区)2007-2016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用面板固定效应Tobit模型做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该“核心区”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正向显著,但是固定电话使用率的影响显著程度不高。(2)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互联网覆盖率对物流业效率存在单门槛,移动电话使用率和固定电话使用率对物流业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继续推进信息技术发展与智慧物流园区建设,注重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培养物流技术人才。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CO2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1990—2010年省级CO2排放量的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FDI）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的CO2排放量,其原因在于FDI对碳排放的规模负效应强于结构技术正效应。（2）FDI对中国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FDI对环境的负面效应相比之前有所加强;相对于内陆地区,FDI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更大。（3）人均GDP是CO2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其次是FDI,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通过剔除异常样本、使用滞后一期FDI和FDI的外部工具变量,证实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农村人口特征与居民消费金融的资产配置研究

在生命周期理论的框架下,利用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结构、教育年限、性别比等人口因素与储蓄、固定资产投资、住房支出、保险支出这4项农村居民资产配置决策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固定资产投资、住房支出、保险支出显著正相关,农村少儿抚养比与住房支出、保险支出显著负相关,且它们的估计系数稳健性较强,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农村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此外,结果还表明提高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增加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配置额和配置比重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农村居民的性别比对此无显著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