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

在厘清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与趋势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2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北京居首广西最末,相比2005年所有省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贵州增幅最大;2020年农业碳排放效率以天津居首山西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余下29个省份效率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青海增幅最大。（2）2020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以北京最高新疆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29个省份耦合协调度都有显著提升,且其中27个省份实现了层级跨越。总体看,截至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级及以上水平。（3）在整个考察期内,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高值省份通常与一个或多个高值省份相邻,而低值省份周边一般伴有一个或多个低值省份。同时,当前全国仍以低-低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处于落后态势。（4）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而在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后,耦合协调等级的稳定性已有动摇趋势,且极易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出现。     

中国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对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31个省份2011—2019年耦合协调度特征,探讨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机制.结果表明:2011—2019年我国公共资源城乡共享、网络化与城镇化综合水平呈波动性增长;各省份耦合协调度介于濒临失调和良好协调之间,"两极格局"现象突出;时间维度上,耦合协调度呈"W"型增长,上升与演进的速度缓慢;空间上,耦合协调度分布与"胡焕庸线"基本吻合,整体上呈"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需持续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乡村地区网络化建设,促进公共资源城乡共享更加公平.本文研究对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创新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一定意义.     

新型城镇化对资源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不同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各异,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大中小城市城镇化可持续协调发展问题迫在眉睫.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资源环境表现为微弱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资源环境约束下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单门槛区间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门槛临界值0.490 2时,新型城镇化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率超过该门槛时,新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协调发展关系.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关系及其时空分异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市为例

该文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市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作用。结果表明:两者的耦合度水平在考察期内逐步上升,且逐步形成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同步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科技创新系统中各变量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均显著,其中R&D人员投入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新型城镇化系统中各变量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均有显著的影响,但社会新型城镇化对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     

城镇化与粮食生产效率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测算中国31省份的粮食生产综合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用面板结构工作文件分析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综合技术效率较低,技术利用水平不高,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纯技术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多数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较低,且表现出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应加大粮食生产技术的支持力度;城镇化的实施能促进中东部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对西部地区却产生负向影响。     

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的协同测度及交互响应——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并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二者的交互响应。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出“东—中—西”梯度递减的分布格局;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均存在较强的自我累积效应,但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较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正向交互响应,但二者的响应强度不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均较大程度来源于自身的方差贡献,而相互之间的贡献则较小。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制定差异化战略以发挥区域优势,强化协同意识以发挥协同效应,立足阶段特征以构建长效机制等,从而推进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安徽省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状态研究

为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防灾减灾治理水平,探究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改进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综合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耦合度和协调度在2014年显著降低后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度得分一直略高于协调度得分,但差距逐年缩小。（3）各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异质性。（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正相关,局部上高—高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低—低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5）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1-2020年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并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测度模型,对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相对发展类型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2）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D值得分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中级耦合协调阶段;（3）根据相对发展度显示,2018年以前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8年以后两大系统初步实现同步发展。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基于因子分析的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比较评价研究

城镇化质量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有关专家的重视,但是对其内涵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文章从城镇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三个维度共30个指标着手,构建了城镇化质量测评体系,然后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2012年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法。结果表明：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呈两极分化现象,山西、江西位于前列,湖南、湖北位居其中,安徽、河南相对滞后。最后结合各省市城镇化水平及聚类分析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并得出结论。     

金融生态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命脉,发挥“输血”和“造血”的功能。基于2005—2014年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金融生态系统和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系统耦合度模型和全局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测度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及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空间差异;金融生态系统耦合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得也更加明显。因此,各地区应注重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以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双重提升,以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时空耦合关系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1993—2013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变化平稳,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大,由低度耦合协调演化为高度耦合协调;（2）各地区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均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则存在一定差异,贵州、西藏、甘肃三省属于低度耦合协调类型,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其余省份则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应考虑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条件的差异,采取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论城市化进程与省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关联性——以中部六省为例

省间经济增长差距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资来研究。统计资料的测算比较表明,中部六省省间经济增长差距过大影响城市化进程;以2002年为界点分析1995至2007年中部六省城市化对省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M-R-W趋同分析模型研究显示2002年以来城市化对缩小中部六省省间经济增长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中部六省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增长差距不利于中部城市化发展,特别是用城市群形成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FDI、科技创新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新型城镇化是新时代我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设计/方法选取2007～2016年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 化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结论/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效应,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集群特征;物流产业集聚在对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 的正向带动作用的同时对周边省市新型城镇化具有不显著的负空间溢出效应;控制变量经济增长能够带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但是对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性,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通过物流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来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通过建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对其时间和空间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经历的两个明显的阶段以及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表现出的显著地区差异。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省域绿色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绩效耦合性研究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数据包络法(US-SBM)和熵权法,对中国2008—2019年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绩效进行了测度,借助偏离系数的耦合度模型以及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从省域层面探究了两者耦合度的动态演进规律并阐明了耦合机理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全国绿色经济效率总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具有地区非均衡的特征,而各省份的社会公平绩效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绿色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绩效两系统耦合度保持稳定上升的趋势。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度变异系数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规律,其中东部地区的耦合度变异系数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各省份耦合度的类型演变总体上以保持原有类型向相邻类型演变为主,在观察期后期仍有近1/3的省份处于初级以下的协调发展类型。在驱动因素探讨中,产业结构、财政分权、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环境规制均对两系统及其耦合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城市化率对耦合度的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在分样本检验中,各要素对东部地区耦合度的影响效用更强。     

基于CMT技术的镀锌钢 铝合金板焊接变形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5年各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农业集聚序参量均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集聚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各省份之间的耦合度存在明显差异,整体看,东部地区耦合度低于中西部地区;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看,东部地区的协调水平也低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农业集聚,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东中西部地区需要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红利,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反映二者内涵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二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描述方法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城乡一体化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都有待提高,但各市实际情况不尽相同,需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对策促进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一套综合性社会制度,由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演变而来.城乡二元体制有效推进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成都市以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表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最后,针对成都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