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与徽派园林

"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山水、园林则是士大夫们抒情矢志的凭藉。徽州新安文化是北方士族文化与本土的山越文化的融合,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是徽派园林重要的造园思想之一。文章以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支——徽派园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隐逸生活和审美情趣对于中国古典徽派园林造园的影响。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清代南北园林演剧消长与南北戏曲嬗变

清代南北园林分别以士人园林与皇家园林为代表。清康乾以降,士人由园林退回书斋,由艺术转而专注学术,江南园林声伎渐趋衰落,士阶层引领戏曲发展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北方皇家园林演剧却蔚为兴盛,清宫帝后大臣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引导了戏曲发展的主旋律。在南北园林演剧此消彼长以及戏曲审美雅俗嬗变的背景下,北方京剧逐渐取代江南昆曲占据了剧坛的主导地位。从士人园林到皇家园林,从昆曲到京剧,园林不仅在清代戏曲的发展中持续参与着戏曲艺术的构建,而且南北园林中各自形成的戏曲生态与接受主体,对清代南北戏曲的嬗递演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唐宋文人对中国园林景题的贡献

中国园林与文学关系密切.自魏晋山水审美文化及文学的发展,使文人在可居、可游、可观的山水园林中,寻求惬意而逍遥“画境文心”境界,肇始园林景题萌芽;唐宋文人原创性地借园居和诗文抒发自由而赋予理性的心灵,富有文采韵致的景观题名,以文学家高人雅事所置景观,促使中国写意园林的成熟.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新世纪以来唐宋转型视域下宋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唐宋转型(变革)理论是近百年来比较引人瞩目的学说,对国际国内史学界和文学界的研究都有显著影响。新世纪以来,唐宋转型视阈下的宋代文学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及时总结相关研究成果,明确今后的研究理念和研究目标,对于深入开展宋代文学研究大有助益。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中唐"险怪派"诗人审美创造心态探析

“险怪派”诗人特殊的身世遭遇、气质风度和特殊的社会经历胶合起来,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变得坎坷不平,充满艰辛。种种打击与刺激使他们心态变异:愤世嫉俗,孤僻寡合。其创作表现出以怪异为美、以丑为美的审美取向。     

初盛唐的崇道狂迷——谈终南山道教与文人活动

在唐代崇道的大环境下,终南山凭借着自身的道教优势和与帝王的特殊关系成为一代道教名山。又由于它距离京都不远往来方便,就很自然地吸引了不少文人士子在此流连、隐居。他们或以退为进或修道养性,透过这一小的群体我们可以窥见初盛唐诗人的崇道风貌及其文化成因。     

论中唐通俗诗派

中唐分前后两个时期。后期诗坛有通俗、怪奇、雅正三个流派 ,三大流派构成了奇特的鼎立抗衡格局。通俗派诗歌的主导风格在于质实通俗 ,不避俚浅 ,讽兴时事 ,不虚为文。如此倾向可谓其来有自 ,总体上说是其主观追求的结果。就艺术实践而言 ,成就不小 ,但缺陷难免。“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 ,此为通俗诗派审美追求的全部内涵 ,同时也是抗衡雅正诗派、怪奇诗派的鲜明旗帜。审视一番诗派鼎立之格局 ,有助于中唐诗坛形势的立体化认识。     

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中唐边塞诗艺术手法的创新

中唐边塞诗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表现出新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抒情方式从外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转向内心情感的深婉含蓄;2.诗歌意象从宏阔壮大转向细小窄狭;3.篇章体制从自由抒写的歌行体为主转向短小灵活的律绝体为主;4章法句法从天然浑成转向锤炼工密。     

论唐代致仕制度之演变

唐代致仕制度承袭前代"七十致仕"的传统,又有所发展并趋于成熟。唐前期对致仕官员提供"半俸"以保障其生活,并予以一定程度的礼遇。后期在给予待遇和地位的同时,更加注意礼仪上的尊崇;而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也使致仕制度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唐代致仕制度具有灵活性和等级性的特点,体现尊老敬老的风尚,并对宋代致仕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 ,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有关这两个党争的性质的探讨却不够深入 ,本文在分别分析了牛李党争与新旧党争的性质后 ,又对比了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期的这两次党争的异同 ,指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 ,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 ,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     

唐中期至明中期土地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唐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封建国家对土地"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全、比较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开始逐渐确立,土地至此才成为比较完全的商品,土地买卖遂成为人们占有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市场的范围与规模激剧扩大,土地买卖形式并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唐代吴郡陆氏的文化转型

运用文献分析方法,考查唐代吴郡陆氏家族的文化发展历程,认为六朝兼擅经学与文学的陆氏,唐代前期以经学为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玄宗朝开始渐重文学,中唐以后在继续保有经学优势的基础上,文学修养大为提高,对仕进意义重大。陆氏家族文化结构的转变伴随着内容与风格的转变,经学从章句、记诵之学转为义理之学,文学则更重现实功利性。文化结构的转变与家族政治地位相关,而内容与风格的转变与家族文化的功能转变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