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治理:变迁逻辑、政策反思与展望——基于1978-2016年政策文本分析

绿色治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能性。以1978-2016年这38年间中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绿色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检视,分析和梳理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发展阶段、时代特征与变迁逻辑。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效率（经济发展）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的价值转换;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可以划分为1978-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6年3个时间阶段;从政策内容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深绿化"的环境（生态）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变。通过政策反思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呈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匮乏。未来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与协调化进程,才能最终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两大政策破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过度提取农村发展资源的结果.治理"三农"问题,必须实施以加快城市化为主的空间政策,推动人口从山区向平原、农村向城市、内地向沿海集中,实现人口与国土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竞争力;实施以加快产业化为主的产业政策,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为农村人口实现空间迁徙奠定物质基础.     

“结构困境”到“内生聚合”：特色小城镇复合生态发展的现实逻辑

特色小城镇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城乡融合和农村城镇化的新模式,对于地方实现特色发展和典型引领,实施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靶向功能。围绕"多源化-差异化-依赖互补-生态系统平衡"的要素耦合与"动态化-调试化-创新化-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建构整合思路,对地方生态特色化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和政策建构。基于江苏省南京市Y镇的生态发展经验,依据"政治合法-政策合理-行动合意"的路径对该镇复合生态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特色小城镇内生聚合发展的新模式,即特色小城镇生态复合发展应基于复合生态系统治理的特征诉求,协调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平衡关系,推动"三生"空间体系建设,促进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创新治理体系,引导城镇更新和社会有序发展。对于现实存在的结构化困境问题,需运用复合生态治理的要求加以矫正和规范,培育多源要素耦合的基础,将其重新整合最为关键的要素及对应体系,发挥内生聚合效应,重新实现新的生态均衡。     

理性均衡视角下“精明增长”的生态逻辑与启示

"精明增长"是一种主张优先生态发展,并在生态均衡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从理性均衡的视角,论证"精明增长"的生态均衡逻辑与实现路径。数理分析结论表明,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我国稳定经济增长、维护生态稳定的关键是实现生态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间的动态均衡。进一步,利用替代均衡和生态周期性"逆生长"均衡,分别从短期和长期均衡角度分析了"精明增长"下的生态补偿与调整逻辑,并指出为维护我国生态均衡、规避生态陷阱,政府的行政职能应以充当生态补偿的"理性中间人"为基础,力推生态治理逐步实现由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的均衡转变;同时,严控生态均衡的"阶梯式"衰退风险,并在"逆生长"时期逐步实施向生态扶持领域倾斜的救市政策。     

“都市圈”区域生态的府际合作治理

我国改革开放较为明晰地表现为两大运作路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亦为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载体。然而,现行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囿于技术理性泥潭,无法自拔,虽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果,却也陷入了生态环境普遍性恶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杨华锋博士、刘祖云教授以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生态价值为分析视角,探寻了遏制消费型生态危机、塑造和谐城市的不竭源动力。余敏江副教授从利益视角出发,探讨了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施从美副教授则从政府购买生态公共服务视角,探讨了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失灵及化解之策。沈承诚讲师从理念、利益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都市圈"区域生态治理失灵的根源,并探讨了应对之策。上述论文成果虽存在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局限,部分观点亦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作者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希望更多学者积极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级政府环保政策文本

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抓手。基于治理层次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本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1plus质性分析软件,量化分析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情况。研究发现,省级政府政策工具运用呈现如下倾向：战略层面“强独立行为限制与引导,弱多元共治体系构建”,战术层面“行政性方式为主,工具组合比例失调”,操作层面“高强制性,低自治(参与)性”。据此提出优化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对策建议：战略层面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绿色治理网络体系,战术层面的工具选择与组合应符合“聪明治理”要求,操作层面增加非强制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论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梗阻、理论与政策工具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向广度与深度扩展,中国区域生态治理由相对隔离的行政区治理转向区域一体化治理,如何走出区域生态治理的"公共困境"是城市群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基于区域生态治理的诸多理论阐释,区域生态治理存在六种"制度解":基于产权的市场交易、负外部性内部化、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生态补偿、基于博弈的生态协作动力、区域治理权威的统筹和基于组织比较优势的区域治理网络。这些政策工具既可独立运用,也可综合运用,从而为城市群生态治理提供科学的治理工具。     

生态治理理念创新与城市和谐社区构建

现代"城市病"以及城市社区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不断创新城市社区的治理理念,才能不断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进步。生态治理理念以公正平等、民主协商、多元宽容、共生共存、相互关爱、和谐和可持续等为价值诉求和实践指归,是使城市社区治理协调运行,增加城市社区发展动力,促进城市社区"善治"的价值支撑。城市社区发展应以生态治理理念为价值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民社会,构建城市生态和谐社区。     

中国生态扶贫的理论创新和实现机制

生态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路的重要内容,贫困地区广泛开展的生态扶贫实践是以"两山论"为精髓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高度耦合是中国推进生态扶贫的现实背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实施生态扶贫的内涵要求。中国的生态扶贫实践,路径多元,模式多样,主要包括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设置生态公益岗位、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开展易地生态搬迁五种类型。中国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一是与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相结合;二是与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结合;三是与促进自然资源保值增值相结合;四是与发展乡村特色生态产业相结合;五是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相结合;六是与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相结合。2020年后,相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导向将由生态扶贫迈向生态振兴。     

武汉市城区“热岛效应”初步研究——浅析城市规划缓解“热岛效应”的作用

城市化因素、工业化因素和地理因素是武汉市城区"热岛效应"的主要成因。通过进一步整合市域山体、河流、湖泊、湿地、森林、城市绿地、农田、风景区等生态要素;实施"六湖连通"工程,形成环市水系;将分散的水域资源集中,形成环状流动且连通的水域体系;充分利用主导风向,发挥城市自身调节作用;启动"节能建筑"建设;统筹规划温室气体排放较为密集地区的绿化;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将能降低城市"热岛效应",使武汉市的城市建设走上生态文明的道路。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生态补偿式扶贫:问题分析与政策优化

生态补偿式扶贫将生态保护与扶贫有机结合,是贫困地区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补偿式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补偿对象识别精确度低、标准制定不合理、补偿方式缺乏"造血"功能以及配套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了优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政策优化措施,主要包括:精确识别补偿对象、动态调整补偿标准、合理选择补偿方式、逐步完善保障机制等。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概念、要素与体系构建

县域生态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与关键性环节。为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县域生态治理危机,应以目标、资源、过程三大要素为导向,着力构建起绿色价值观念塑造能力、绿色服务能力、生态法治化能力、区域资源配置能力、绿色政策制定能力、绿色政策执行能力、区域生态风险应变能力、多元协同治理能力等八大能力为基本框架的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并通过设计一套以绿色决策机制、绿色文化培育机制、绿色绩效考评机制、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区域资源配置机制、绿色法治机制所构成的"六维一体"的高效运行机制谱系,以支撑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与运行机制相互依存、融合贯通,亦可为进一步提升县域生态治理能力、完善县域生态系统提供持久的动力。     

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的对策研究

民族地区整体贫困的普遍性、特定族群贫困的深度性仍然十分突出,在"后脱贫时代"应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减贫"的原则。政府绿色治理的制度设计、产业循环体系以及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共同构成了绿色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框架,共同构建了"三位一体、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路径和对策包括各类生态资源"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弘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文化及提升生态文化自觉意识,以生态资源、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培育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增长极,持续实施和完善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等。     

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两型”社会——关于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思考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丛然选择,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时代产物.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指导城市的持续发展;用三大定位构建"两型"社会的战略框架;创新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新型工业化;创新管理方式,用绿色技术和法规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建设生态城市,构建"两型"社会,是长株潭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和主要标志.     

基层政策视阈下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

[提要]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基于基层政府政策视角,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来探讨民族生态移民的现状和问题,并从多元资金筹措、部门协作、产业支撑与技能培训、政策落地、创新社会管理等五个方面设计基层政府治理的优化路径。     

完善我国重点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建立我国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完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是新时期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国家战略的优先领域。本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为对象,阐述我国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形成的主要阶段和政策内容,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简要评价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绩效,分析了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重点从完善政府筹资机制、诱导形成市场机制、创新补偿标准形成机制和严格补偿资金管理机制等方面设计了我国重点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框架,并提出了实施补偿政策的相关建议。     

我国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基于1978—2023年生态文明教育的政策文本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教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生态文明教育的相关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体系。本研究选取1978—2023年党和国家颁布的267份生态文明教育相关政策文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政策文本中的政策话语进行深度分析。纵向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经历了初步探索、巩固强化、科学优化和纵深发展四个发展阶段。横向研究从价值导向、目标取向、教育内容、保障机制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始终坚持生态文明的价值立场,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体系在持续的优化与调整中走向成熟与完善,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生态文明教育话语体系。生态文明教育政策话语不仅引领我国生态文明教育的科学发展,而且为全球生态正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的中国方案。     

生态权益法治保障制度构建新思路——基于“共识导向”的环境司法改革思考

作为治理的基本要素,"共识"不同于单纯的"同意"(consent)、"治理"有异于传统的"管理"。应当以"共识导向"为基础,以民主治理为依托,探索生态法治建设的五个新思路:基于民主协商的生态共识、选举民主与"绿色法治GDP"新考评体系、社会自治与生态司法改革、谈判民主下互动式生态权益救济之道、生态法治的组织架构创新。     

公众生态消费模式的促进机制与政策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为例

在综合考虑内外部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将生态消费成熟度划分为产品知识成熟度、责任意识成熟度和感知效力成熟度三个维度,结合技术接受模型,将消费者创新性作为技术接受模型与生态购买意愿的调节变量,从微观层面构建生态消费模式的促进机制模型,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以福州、厦门、泉州居民的生态消费行为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等工具,探究影响公众生态消费模式的深层次因素,结果显示,生态消费成熟度、感知有用性、感知风险和消费者创新性显著影响公众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