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君子"释义

<论语·学而>篇首章谈及学习、交友和如何待人三件事,涉及"君子"品格的主要方面.结合<论语>其它篇章有关君子之说,谈谈孔门君子之学、君子之德、君子之风、君子之乐、君子之交、君子之修诸问题.     

"三"与郭沫若的易学思想

本文对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古人数字的观念以三为最多"的命题进行阐释,认为,<周易>阴阳二爻作为生殖器的取象,不仅在<周易>中能找到内证,也符合中国古人象喻思维的特性.阴阳二爻错综重叠而成八个不同的三画卦,三画卦两两相重又构成六十四卦,这正契合了老子的"三生万物"说.无论是三画卦还是六画卦,都是天地人三才的取象.这种三才观对古人"崇三"的民族审美心理起到了直接的催化作用.而<洛书>的九宫图,也是这种三才观的推衍.     

林黛玉"三听之境"之结构分析——《红楼梦》"文成于三"的建构模式初探

一部<红楼梦>,曹雪芹基本上是按照"文成于三"的模式来建构的.所谓"文成于三",意思是"三"不仅体现于<红楼梦>的主体框架和情节线索上,而且还普遍地存在甚至融化于<红楼梦>的微观结构乃至语言句式上,最后形成一个由"三"构成的有机的网状结构.例如,黛玉是宝玉爱情之线(小说的三条主线之一)中的三个女主角之一,而最能体现黛玉悲剧性格的典型环境则是"听牡丹亭"、"吃闭门羹"以及"逗引鹦哥"等三境.在此主要通过对黛玉的"听牡丹亭"的"三听之境"(耳听、心听及神听)的细读式结构分析,以证明<红楼梦>"文成于三"的建构模式.     

《离骚》"象事行"之"赋"为主的文学物象组合

从文学物象考察,<离骚>第1-12章属于以"象事行"之"赋"为主的赋比兴诗歌文本类型,即"象事行"之"赋"占文本整体1/3以上,是中国古代诗歌文本类型之一.     

宏斯"三义"以兴诗学——读《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

先秦文献中有关赋、比、兴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中,为大师所教"六诗"中的三种诗体,排在"风"与"雅"、"颂"之间.到了<毛诗大序>中,"六诗"的顺序未变,但却被称为"六义".由于<周礼>和<毛诗大序>均未对赋、比、兴作出明确的解释,"六诗"如何发展演变为"六义",包括两组不同的赋、比、兴如何递变,遂成为千古之谜,此其一;赋、比、兴在"六诗"中的确切含义虽然难有定论,但是.这一组概念在<诗经>阐释的历史发展中,却逐渐成长为中国诗歌(包括词、曲)在创作、阅读、理论批评等各个层面的核心概念.故源头的迷失与其支派的显著地位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反差,此其二;对于来历不明的赋、比、兴,历代学者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无论从<诗经=>学,还是从中国诗学的角度,对这一组概念的研究自汉代以来几乎从未中断过,此其三.上述三点表明.赋、比、兴这一组概念,既是汉代以来两千余年间历代学者"越说越糊涂"(朱自清语)的传统学术难题,又是当代中国诗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要想对已有两千年研究历史的这一古老的学术难题作出新的探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勰"事类"概念之区畛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事类"进行全面而深入阐述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他厘清了传统"事类"概念的内涵,首次明确指出事类是作者在自己言辞之外,以多种方式方法引入的、可验证的、异质性的东西.它主要有"引乎成辞"和"举乎人事"两方面内容,是作者用以"明理"和"徵义"的重要手段.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释"忽"

"忽"有"偶"义,可翻译为"偶然"、"恰巧",而<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失收此义.     

是"忏悔"还是怨恨--谈《风筝》的创作真意

从<我的兄弟>和<风筝>的文本异同中可探究<风筝>的创作真意,并联系兄弟失和一事以及厨川白村理论对鲁迅的影响,可以看出<风筝>的真意其实并非如李天明所说鲁迅对兄弟的"忏悔",而是曲折表达了他对周作人的怨恨之情.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