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

佛道佛是中国哲学的三大主干。呈明"心性"之道是三家哲学的共同价值取向。在"心性"的基础上儒道佛各自建立了"仁爱之道"、"慈柔之道"、"慈悲之道"。儒道佛的价值观是与其方法论、思维方式紧密相联、高度统一的。具体言之,"人道法天"、"天人合德"、"体用不二"是儒道两家共同运用和遵循的方法论,它所要引出和凸显的是人之为人的"明德"、"天德"之性,而欲实现的价值终的乃是"止于至善"、"与道为一"。而佛教的责任、敬畏、感恩、慈悲、忍让、放下等价值观恰恰是建立在其"中道"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为儒道佛三家共同具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统一的思想也正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要精神和重要特征。     

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后赵开凿大伾山大石佛刍论

浚县大伾山具有开凿大石佛的自然条件,而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动荡环境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以佛图澄为代表的异域僧人进入中原后,引起石勒等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特别是后赵占领浚县后,利用所开凿的大石佛来实现中原地区思想统一的目的更体现了佛教的作用.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如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大石佛开凿也起到了群体效应的作用,使黄河流域相关的佛教造像迅速普及开来.     

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

宋代浙江是佛教的重地,仅杭州一地佛寺就达四百多座,浙江全境的寺院更是不胜枚数。宋代浙江山地众多,普遍植茶,共有12州60多县种茶,产茶量居全国产茶路分前列。名茶众多,其中很多由佛寺僧侣栽培,湖州、越州、杭州、台州等地,都有寺院僧侣培植的多种名茶。佛寺之茶,因藉僧侣供佛、自饮、待客、施茶诸方面的茶活动,丰富深厚了茶文化的土壤,为在宋代达到极盛的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上蔡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建构

隋唐以来,回应佛道二教思辨化哲学思潮的冲击成为儒者面临的时代课题.谢上蔡在扬弃佛教相关理念的基础上,承继二程,立足于“天理为是自然底道理”之天道观建构,以“敬是常惺惺法”、“下学上达”为入道工夫,最终达致“心与天地同流”之境界,形成其独特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之建构.     

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