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的功利德论探析

“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功利德论:反对理学空谈道德性命之说,肯定道德的功利性。在伦理层面上,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提倡才德并美、济时达务的理想人格;在政治层面上,主张德化为本,杂王霸、会事功的富国强兵之说。陈亮的功利德论在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全面理解道德的内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以德治校论要

“以德治校”是学校崇德氛围形成的基础 ,从道德规范、道德影响、道德评判、道德他律和自律等方面论述了“以德治校”的基本内涵 ,从建立学校德治体系、德治机制、德治实践、德治合力等方面探讨了“以德治校”的途径     

试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以今文《周书》为中心的考察

周初之“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观念,它可以分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周人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及谋求政权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从内涵上来看,“德”字在周初尽管有了道德的意义,但“德”观念在人自身内在心灵的领域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德”的外在意义在周初占有主导地位,它与后世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     

“自然的德”抑或“人为的德”——从休谟的正义性质说谈起

休谟把一切德区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着重考察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发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在休谟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德”还是“人为的德”,对于人或社会都有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快乐或利益,而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对社会无益是有益的,人们也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考虑才建立起正义法则,公共利益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休谟通过“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比较来阐释他的正义思想,进而确立了正义观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以知导行知行合一——对"以德治国"的新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准确界定社会主义道德内涵、认清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质特征及其构建原则即“德知”和养成良好道德行为即“德行”两个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德治”。在实施“德治”过程中 ,要抓好“以德治民”、“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三个环节     

社会生活中主体有德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分析

实现道德选择中的有德行为是社会有序化的关键。有德行为是对他人和社会有道德价值的选择行为。其内涵包括主体的意志自由、利于人的意识和利于人的事实,其实质是主体的道德修养和对时下情景的正确判断。主体的意志不自由、多重道德价值评价的存在、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等,会带来主体有德选择的困境。因此,合理的社会舆论、面对多重评价时坚持“价值量大小”的优先序列原则,以及发生价值间冲突时坚持“底线伦理至上”的原则,可以使主体走出有德选择的困境,实现有德行为。     

原始儒家“德”观念的初衷与疏漏

原始儒家从“修身”与“治世”两个维度阐释了“德”观念的内涵。对己来说,“德”是修身,可以使人修身养性;对国来说,“德”是治世,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原始儒家的德治理论肯定主体自觉,主张为仁由己,强调向内扩充人所固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这种德治理论的初衷是好的,本义是积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私德妄推公德、性善论导致道德越位、道德修养的无条件单向性、道德本位观造成个人价值的缺失等一些疏漏。     

孙中山的德教理论探析

文章对孙中山的德教理论进行了探析,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德教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强调道德教化,设计了系统的德教内容,构建了优秀的道德精神,求立了丰富的德教方法,并提出了道德评估的标准。     

明清之际儒学之德的公共性与约束性发展——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的思考理路及其意义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方以智以公共性的道与约束性的法为药,医救儒学德之病。为避免德与法的直接对抗,实现德与法的互通互补,方以智以道为缓冲。他通过五喻——君臣喻、四时喻、仁树喻、筐实喻与天日喻会通道与法。五喻显示了道法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道法互主,道主法,法又能主道;道法互生,生成方式多样;道法并置,既可离断分别,又共为一体。在道法会通的基础上,承接天日喻,如同天与日均以"於穆"为底色,道与法又都以"於穆"之德(生生之德)为基础,由此确立起儒学之德的主体,凸显德的生机。德与道、法具有了双向关系,德可展开为道与法,道的公共性与法的约束性又可捍卫德、反哺德,以补救儒学之德的缺陷。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主要是为了应对儒学面临的道德危机。以道、德与法为标准,人的道德水平可分为三类:有道有德的君子;位于道与德之中、法之上的大众,包括处于底部的乡愿;位于法之下的无忌惮乱法小人。明清之际儒学堕落,乡愿亦难求,方以智借助法,惩治无忌惮小人,以法卫道,以法卫德,解决儒学的结构性与制度性伪善问题,致力于庶民共同遵循的公正之道。方以智的思考具有原创性、超前性,对于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     

德得关系的轨迹、假设与实施

德得关系在经历了古代的相通关系和现代的相分关系后 ,必将走向扬弃意义上的统一 ,这种统一在未来的最自然的方式便是“德不求得”。因此 ,德得关系只有在提高社会个体素质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和关键便是道德教化     

论儒家天人合德思想的伦理意蕴

针对中国古代儒家从天人合一引申出天人合德,论证了本体论依据,确立人的价值和道德的本原;天不仅是个人和人类社会的道德之本,而且也是人类的道德价值本原。天人合德建立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立论根据,高扬了人在宇宙间的主体性和独特的道德价值属性,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终极关怀和价值追求,反应了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     

普遍利益权利:法德互动治理模式的选择

法律和道德 ,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孪生子 :道德是法律之本 ,法律是道德之用。在国家人类社会里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不可能选择单一的“以德治国”模式或“以法治国”模式 ,它都将是一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根本的问题是 ,这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并以什么为目标的 ,动机与目标的不同 ,也就形成了统治利益权力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和公民普遍利益权利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而对后一种治国模式的选择与运用 ,才使法律治理达向会道德的普遍形成与提升———成为可能与现实。     

"德"与"得"的理性思考——以社会激励为视角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对于个体一贯的道德行为和品质可以给予相应的精神或物质回报,就是说,“德”要与“得”相对应。这一思想我国传统文化早有论述。就理论依据而言,不仅社会给予的道德权利和个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一致关系是“德”“得”对应的有效论证,而且道德行为的价值性或社会贡献通常是“德”“得”对应的重要理论支持。面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道德式微;建立“德”“得”对应关系是解决危机的一种可行路径。为了保证“德”“得”对应关系的实现．必须营描良好的社会环埔．同时环霉右翱苏柏制寄他拍但暗     

友善的内涵及传统友善的现代转化

尊重人,发自内心关爱人,应人之需付诸善行,举手投足合乎人们普遍性道德期待,此即友善。传统友善是伦理之德,主要处理"兄弟"伦理关系,以"等差之爱"伦理关系中被定位为"友"的特定个体为对象。现代友善是道德之德,是对异质性个体的普遍性道德要求,主要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依循工具理性和规则理性,注重对外在规范的恪守。传统友善的现代转化即是由伦理之德转变为道德之德。就当下而言,不论对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应该友善,且要发自内心情感。具体言之,在熟人圈内,传统友善依旧适用,但对陌生人则需个体培养换位思考、感同身受的移情能力。另外,基于公正原则,对熟人与陌生人的友善在程度上应有所差异。     

"德"与儒家公共治理的结构

我国古代的儒家相信,人类的存在是由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公共生活联系起来的,公共生活是人的一个基本属性。古代的儒家以“德”为“治”,以道德为处理公共问题的基本方式。儒家的“德治”思想体现着道德对政治的观照,它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超越出对人们个体性的内心关注,外化为社会的同一性规范。     

试论现代企业的管理道德走向

管理道德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面。通过分析企业管理道德的发展历程,指出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以德为先”是当代企业管理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当前管理道德建设的主要措施。     

论“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在干部选拔中贯彻"以德为先",就必须在党员干部的道德培养途径、道德修养、道德考核标准和道德监督等方面有所重视和提高。     

关于"德""得"相通的理性思考--兼析道德权威失落及其补救

"德"得"相通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道德的诠释.它具有四个方面的涵义1."德"为了"得";2."得"必须"德",应该"德";3."德"必须"得",应该"得";4."德"得"合一.中国道德精神的结构就是"德"得"相通的结构,道德权威就在于"德"得"相通这一原理有效发挥作用,然而,"德"与"得"在现实中并不总是相通,其不相通恰是道德权威失落的表现.对此,文章从制度安排入手提出了两点补救措施一是建立德行代价补偿机制;二是将部分道德法律化,以实现社会公正,保护道德建设的成果.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