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产业到创意社会:广东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已连续10年保持全国第一,文化产业在全国处于靠前位置,但在市场主体、产业结构、区域发展、产业融合与文化贸易等方面,仍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制约着广东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广东要充分利用文化创意的核心驱动作用,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推动文化产业从创意产业到创意经济和创意社会的整体转型和发展,要立足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结构、加大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广度、完善跨界融合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三个层次,形成发展战略,在产业结构、区域布局、市场体系、业态创新、企业生态、文化贸易、制度环境等方面,推动广东文化产业从追求"高增长"向"做实总量、做优结构、做好要素、做高效率"转变。     

从文化产业到文化创意产业:现实走向与逻辑路径

本文在阐述文化创意产业基本要义的基础上,比较了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在理论内涵、产业运动方式、产业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了文化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迁移的逻辑路径和现实抉择,并对新时期我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重点的确立和方法论选择提出了一些思考。     

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分析--以传媒类文化产业为例

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包括创意文化资源推动型创新模式、科技推动型创新模式、产业融合型创新模式和政府推动型创新模式。21世纪以来,数字化已经成为传媒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电子出版正在改变传媒产业结构。从数字出版现状来看,我国的传媒文化产业类企业的创新模式略显单一,存在创新瓶颈,文化创新亟需人才。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与文化资源的结合,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之间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融合趋势。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创新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四种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都具有增长效应,充分利用四种创新模式才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全面创新。     

基于价值链的甘肃文化产业升级研究

甘肃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但产业构成以低价值产业为主,基本处于价值链低端。对甘肃文化企业而言,在甘肃文化产业升级中,需要树立价值链意识,向高价值产业转型。积极发展创意产业,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链延伸、品牌运营、资本运作等路径实现甘肃文化产业升级发展。     

新岭南文化与广东文化产业的内涵建设

新岭南文化以广东新人文精神为核心,需要利用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内涵建设,如创作当代具有新岭南文化精神和风格的叙事内涵,推进优势文化产业对新岭南文化内涵的创意开发,发挥新岭南文化对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凝聚作用,利用现代传媒传播、辐射新岭南文化,并进行媒介文化的内涵建设等,都是提升新岭南文化的文化软实力的必要路径。     

欧美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迁

根据政党组织形态的演进史建构的政党类型学是划分政党类型的一种基本路径。一般来说，将政党划分为精英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和数字型政党等，是划分政党类型的一种基本方法，尽管它不能全面和精确地反映很多政党的状况，但它反映了世界政党组织形态发展的一条基本路径。正是根据这一基本的演进路径或类型划分，才能较好地对世界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演进的基本模式进行比较和阐释，以阐明政党内部的中央领导、基层组织和党的公职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变迁。这是认识政党的组织形态和功能变迁规律的一个重要视角，尤其是如何认识以数字型政党为代表的政党模式的新变化，进而探讨这种变化所导致的政党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包括比较分析不同政党的特殊性，是政党研究和政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前提。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支点

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灵魂和主体。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物质载体,对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当前还处在发展壮大阶段。应从统筹规划、有效路径、技术支撑、项目带动、物质载体、技术支撑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植力度,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     

精神经济与中国文化产业出路

精神经济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改变了传统的强调物质,忽视精神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日趋繁盛。精神经济的核心是创意,将创意通过市场化手段运作,与物质载体相结合,将其扩展、渗透至非文化产业等方式,实现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以西方强势资本、先进科技和营运方式为后盾,不但阻碍着多元化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了解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制定切实有效的文化产业政策,有着重要的作用。     

新岭南文化与广东文化产业的内涵建设简

新岭南文化以广东新人文精神为核心，需要利用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内涵建设，如创作当代具有新岭南文化精神和风格的叙事内涵，推进优势文化产业对新岭南文化内涵的创意开发，发挥新岭南文化对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特色凝聚作用，利用现代传媒传播、辐射新岭南文化，并进行媒介文化的内涵建设等，都是提升新岭南文化的文化软实力的必要路径。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态势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文化产业与旅游、科技融合发展态势良好,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但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仍然较低,营销方式仍显粗放,地区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开发能力和创新创意不够,文化企业整体实力偏弱。未来在政策、科技、消费需求等多重驱动下,我国文化产业将在科学技术推动下不断实现升级和革新,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逐步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多元化发展。     

李约瑟问题、文化基因与中国新型制造业

回顾、比较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介绍李约瑟问题的时代背景。利用对世界制造业中心以及工业革命演进路径的描述，证明了文化基因传承发展的基础意义，并对李约瑟问题进行诠释。借助对新型制造业内涵与框架的陈述分析，提炼发展文化基因的时代先进性特征，从而证明李约瑟问题只是一定历史阶段、一个地区的时代性命题，世界范围内文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文化基因的系统性演化。     

基于文献综述的文化产业概念反思

自1944年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产业＂概念至今,文化产业成为了我国和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竞相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然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化产业定义五花八门,成了文化产业研究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资源,形成文化价值,并采用工业生产手段大量复制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总和。     

发展南宁市文化产业的对策思考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集中体现,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文化产业是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发展南宁文化产业,应转变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培育龙头企业、构建投融资平台、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优化发展软环境、加强产业人才培养。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及其启示

我国把文化产业作为"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介绍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概况,分析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点,从资本要素供给、人力资本形成、科学技术与文化产品有机融合以及产业集群效应四个方面提出了其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上海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对策

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着诸如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产业的规模化程度低、现代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度低等方面的挑战。鉴于此,各级领导者和从业人员都应尽快更新发展文化产业的观念;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优质文化企业集团;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促进文化法制建设。根据已经具备的优势、自身特点和区域中的地位,上海应优先发展旅游业、传媒业、视觉产业、新闻出版与版权产业、会议展览业、创意产业等文化产业,培育文化支柱产业并整体提高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与策略

文化产业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文化消费水平已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陕西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独特的现代文化环境,发展文化产业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但陕西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不甚理想,除深重的传统保守思想观念外,还在于有关政策的欠缺和产业结构的不协调.     

陕西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

近年来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产业化意识不强、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不顺、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开发政策滞后等问题。对此,必须从文化产业发展模式选择入手,对资源开发、产业布局、融资渠道和市场培育四大环节进行创新。同时,在管理体制转型、政策法规建设和产业基地建设三个方面大胆探索,实现陕西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机制创新,使陕西文化产业步入可持续发展之路。     

北京与国内重点城市文化产业政策比较研究

文化产业政策的完善关系到文化产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需要针对本地区文化资源特点和产业发展现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政策,以此调动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近几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北京市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但是包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在内的重点城市也都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放在了重要地位,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本文选取上述几个重点城市,与北京进行文化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从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投融资、人才和集聚区等五个方面,剖析北京文化产业政策的优劣势所在,并为北京文化产业政策的优化完善提供建议。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