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资治通鉴》卷196记载,贞观十六年(642),“上(唐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白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在褚遂良那里碰了钉子,但他为何要看起居注,《通鉴》记载似不太清楚,《唐会要》对此则叙述较详,大宗碰壁后,又找到房玄龄,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砍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     

张之洞政治风格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关于他的政治业绩,论著颇丰。但是他的政治风格,却鲜有论及。 张之洞以“儒臣”著称于史。有人曾问张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答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     

唐代初期的屯防軍制

一、緒言唐代兵制的衍革,約可分为府兵、彍騎和方鎮兵等三个階段。新唐書五○兵志:“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勢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变而为彍骑,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这里不僅集中說明了唐代軍事制度兴廢变革的歷程,而且还透露出唐皇室統治集团跟地方軍閥彼此攘夺軍权的这一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关系。唐初府兵制基本上仍系承襲拓跋魏、楊隋以來建筑在農村公社及其相适应的均田法基礎上的旧制。武后时,由于商業資本开始作空前的發展,庄園經济普遍發达,均田法便在農村内部土地私有化和大土地所有者進攻的过程中加速趋于崩潰,府兵制也就随之瀕于瓦解。唐政府为了挽救其軍事統治     

孟子政治观中的民本思想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历史上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出:“民犹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严重警告,强调治国安邦必须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孟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章句上》)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以臣试君的事情可以吗?他毅然回答:“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试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因为桀、纣是残贼人民的     

先秦诸子论“汤武革命”

秦秋战国时期,夏桀、商纣已成了暴君的同义语。商汤、周武以及臣属的身份,用暴力手段,将其推翻,这就是为多数人所讴歌的“汤武革命”,但也有人指斥汤武是以臣弑君的乱臣贼子。在百家争鸣中,对汤武革命的不同评价的焦点是:若遇到淫乱昏暴之君,臣有无取而代之的权利?诸子从各自的政治学说出发,做了不同的回答。孔子没有直接评论汤武是“革命”或是“篡弑”,但他却称赞过泰伯和周文王“让天下”之德。特别推崇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朝,为天下之“至德”,①明显具有“非暴力主义”的倾向。孔子甚重君臣名分,坚决反对“僭越”之举,以季氏为首的鲁国三     

论汉文帝强化皇权的策略和措施

强化皇权是汉文帝时期实现天下大治的前提条件.所谓“仁孝宽厚”的汉文帝实际上是在刚毅冷酷地调整,改变君由臣所立、臣势“威震天下”、“臣主失礼”的君臣关系之后,才乾纲独断地成为“力制天下、颐指如意”的一代英主.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皇权的强化不仅体现在有效地削弱、消除危害皇权的朝廷旧臣和封国势力上,同时也贯穿于改善和加强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西汉王朝前期的盛世景象.     

北宋历史条件下的宦官权力分析

北宋历史条件下的宦官权力分析裴海燕公元９６０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王朝。建国之初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巩固统治,改变晚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局面,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由于北宋初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宦官作为...     

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     

宋初四十年治要探析

宋代为什么能在五代以后,立国达三百余年（９６０──１２７９年）之久,不蹈短命王朝覆辙？为什么在“积贫积弱”的表象下,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比唐代有更高的发展,达到封建社会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是与宋初几十年励精图治分不开的。一 在统一大业的基础上,宋初采取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从军、政、财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社会政治改革。改革的中心是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央集权政治,从根本上消除藩镇割据、武力政变的动乱根源,其主要内容是“三权”。 兵权。五代的深刻教训是落镇握有优势于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形…     

爱国主义的强音——读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爱国诗人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一直得到人们的推重。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论丘诗云:“此君诗真天下健者。渠自复曰:‘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后,与君代兴。’论其才调,可达此境,应不诬也。”①而梁启超对丘诗也很为推崇,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②梁氏虽然推评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但他把丘诗看作“诗人之诗”,却只是抓到了一个方     

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

盛唐诗人中,王之涣是至今仍享有盛誉者之一。他的诗篇流传下来的虽仅有六首,而《黄河远上》一绝今仍称为绝句之最。但其事迹不载史册,千载而下,引为憾事。自从先父印泉公于一九三二年在洛阳购得《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墓志铭》,(以下简称《王志》)其生平始揭露于世。章太炎先生跋识谓:“诵其诗而不悉其人之行事,得此石乃具详本末,真大快也!”。去春,余游河南新安“千唐志斋”,继购得《千唐志斋藏志》两巨册,其中收有《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夫人勃海李氏墓志铭》(以下简称《李志》),细读之,乃王之涣夫人之墓志也。地不秘宝,《李志》继《王志》之后出土公布于世,使我们对王之涣的家世与行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岂非大快之又一快耶!爱     

武则天朝政治及其对官吏的影响

公元684年,武则天在派兵镇压了徐敬业扬州兵变后,一次在盛怒之下,召集群臣,告诉他们:“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也!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将难制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能有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这段出自《唐统纪》的记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认为,“恐武后亦不至轻浅何此”,而不加采用①《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采取了这段文字,我认为,这段     

宋中兴高孝光宁四朝实录修纂考

前言宋代自太祖开国后,鉴于唐末五代八十多年的动乱,亲见武将跋扈,窃夺政权,乃思重用文人,以儒术治国。遂兴学校,重科举,不及百年,学术兴盛,已过汉唐,尤以史学之创新,更有特色,并且引导元明清三代史学的发展。一个朝代的建立,创业之君固然历尽艰难,得天下诚不易。     

东迁后的楚国国势

战国后期,秦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败,东迁至陈。东迁后楚国国势究竟如何?《史记·楚世家》云: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史记·春申君列传》又记载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苟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这说明,楚国东迁之后,其国势曾经有过一个从“益弱”到“复强”的过程。     

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精要,以为国为民的“经世应务”精神为根本出又发点,提出了洋溢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政治伦理主张,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观;臣“为天下,非为君”的君臣观;立“天下之法”与“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德法关系观。     

《小雅·天保》新探

近年研究《诗经》的文章,谈及《小雅·天保》多从旧说,几成定论。但其题旨、作年以及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颇有明辨之必要。本文谨就上文诸点,粗陈浅见,抛砖引玉。 一 《小雅·天保》的诗旨究竟是什么?自《郑笺》而后,聚讼纷纭。究其原因,乃是“《序》与《笺》语意皆含糊”所致。可见汉代注家对此已不甚明了。毛氏所传《天保》序云:“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郑笺》原意,不外君以德化下,臣以德颂上一类主题,其意甚明。问题出在《郑笺》上。《笺》云:“下下,谓《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归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郑玄认为,毛氏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一句,并不指天保题旨,而是指其前面的《鹿鸣》至《伐木》等五首的主题。而“臣能归美以报其上”才是《天保》的题旨。根据郑氏的理解,宋人朱熹为《诗》作《集传》时,索性将六首定为作于同一时代的“君臣赠答之歌”。近人多疑之。苦于找不到更好答案,于是把《天保》从六首同一题旨论中解脱出来,而冠之以“文武之世……臣下祝颂周王     

“大王失计恋江东”——项羽失败的关键

项羽在秦末阶级大搏斗中,一时号令天下,叱咤风云,被韩信称为“悍勇仁疆”的人物。所以他虽然失败,但古往今来,不少人对他表示同情。清代诗人郑板桥对“巨鹿之战”中的项羽曾尽情歌颂:“……项羽提戈来救赵,暴雷惊电连天扫。臣报君仇子报父,杀尽秦兵如杀草。战酣气盛声喧呼,诸侯壁上惊魂逋,项王何必为天子,祗此快战千古无!”巨鹿之战,是项羽一生英勇气概的集中表现,大概不会有人表示异议。但对于项羽垓下战败不肯回江东而在乌江边上自刎一事,诗人们就各有不同的看法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对项羽宁死也不渡江表示了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