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势力视域下农村集体主义的实践——以宁德市屏南县双溪镇为例

集体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但农村经历税费改革后，基层组织服务功能弱化，通过分析后税改时代农村集体主义实践的困境，认为宗族势力能对新时期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挥特有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基层组织服务功能弱化的不足，加强新时期农村集体主义的实践。     

村落公共空间的变化与乡村文化建设——以山东省莱州市碑坡村为例

村落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公共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研究农村公共空间的变化,有助于了解农村的变化,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基于文化自觉的传统村落文化传承路径分析——以月山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传统村落日渐消失,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和文化传承迫在眉睫。基于对月山村文化传承载体——月山春晚的历史演变梳理,从文化自觉视域深入分析不同时期多元主体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探索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路径。研究发现,只有国家、社会和村民等多元主体有共同的文化自觉,充分发挥文化载体的传承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的活态传承和村落发展。     

儒学教育对壮族村落文化的影响——以云南省马关县马洒村为例

随着儒学教育在马洒壮族村落社会的确立,壮族人进行续族谱、立牌位、建宗祠等文化创建活动。在伦理观念方面逐渐接受儒家思想。但是壮族传统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接纳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形成两种文化融合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在马洒村形成了重视教育,鼓励晚辈积极向学的传统。     

草根规则与生育观念:生态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地区生育规则——以贵州省从江县侗族村落为例

在国家人口与计划政策和法律实施前,黔东南自治州的侗族村落就存在"适度人口"与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的观念.这种朴素的人口生育观来源于占里人对人口与资源和地理环境等关系的认识,并形成为一种民间规则.由于民间规则的形成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其所倡导的观念及违反民间规则导致的惩治措施,对调整该地域的人口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村落社区的内部博弈与文化传承——以“屯堡第一村寨”九溪村为例

传统社区内部的各种力量在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对各种资源进行调整,使各方利益达到一种平衡,使得传统村落社区相对稳定,文化得以有序的传承与建构。     

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制约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和财政收入稳定、创造就业机会、推动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增长等方面。通过中小企业对山东省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证实,中小企业近年来在山东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贡献仍然滞后。研究认为,山东省中小企业的发展存在区域布局不平衡问题,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制度构建是关键。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二十四节气为例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天文、气象、农事进行观察、探索、研究和总结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沉积。即使在现代社会二十四节气仍然能够指导农事活动,对群众的生产劳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如何正确对待二十四节气,是充分发挥二十四节气价值的重要方式。一、传统二十四节气概述(一)二十四节气的来源与含义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体系中,农业生产是社会经济的重要部分。农业的发     

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的耦合发展为山东省旅游经济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基于PSR模型构建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的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传统文化和生态旅游两个系统的68项指标,建立耦合发展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耦合已由严重失调状态进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耦合发展的阻力表现为早期生态旅游滞后—传统文化滞后—生态旅游滞后,目前生态旅游产业相对传统文化发展缓慢,跟不上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势头;山东省传统文化和生态游旅耦合度表明二者耦合发展仍处于磨合阶段。最后,从政府和生态旅游企业两个方面,对进一步促进山东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耦合发展提出建议。     

农村软法与软法治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调查

软法治理已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路径。在社会转型时期,为能全面反映公民的多元诉求,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以及互动的平等协商。基于对浙江省金华市W村的个案研究,结合对农村软法实施授权的阐释、农村软法资源和软法治理面临问题的现状分析,考量了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村"两委"制度和党政机关文件等四大类的农村软法的治理实践。软法治理,弥补了硬法的不足,规范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更有效地推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化的进程。     

关系吸纳制度：寡头治村与基层民主的变异

寡头治村是基层民主失序的极端形态,分析寡头治村的形成机制有助于把握基层民主建设的难点。在宗族分化的社会基础和开放选举的制度框架下,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自己人关系在精英的权力竞争中被政治化,成为精英的政治支持集团。寡头治村的形成在于寡头个人的能量超出其他精英,且在村庄内构建了笼罩性的自己人关系网络,从而建立稳固的权力基础。在自己人关系网络居于主导的情况下,公共关系变得私人化,在利益分配和村庄治理中,私人原则均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性的制度运作被吸纳,而公共关系的私人化又反过来巩固了寡头的自己人关系网络。在实际的村治格局中,公与私是混合在一起的,而村干部的行为向公的方向还是向私的方向偏移,取决于村干部的自己人关系网络的强弱。     

“圭叶”基层民主新实践与启示

圭叶村创造性地运用“五合章”监督村干部，促进了该村干部的廉洁自律。这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为缓解紧张的干群关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扎实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闽东畲族双语形态的文化考察

地处福建东部的宁德市,明清以后逐渐成为畲族的主要聚居地。目前全市畲族人口近19万,约占全国畲族人口的1/4。据考察,解放前由于相对闭塞、独立的生活空间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这一时期的畲族语言总体上体现出＂畲〉汉＂的双语形态;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和传统观念的转化及向平原地带的迁徙活动,使目前的畲族语言呈现出＂汉〉畲＂的双语形态。我们应从保护畲族语言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文明与畲族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平衡点。     

试论家族势力复兴及其对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消极影响

家族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反映农村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在封建制度下,家族作为封建政权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形式,成为农村社会的基层自治单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取代了封建式家族政权。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管理体制亦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政权对农村的调控有所松动,致使一些农村地区家族得以复兴。家族的复兴对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加强对家族制度复兴及其作用的研究,对于强化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基层政府的廉政生态：概念·困境·出路

基层政府廉政生态属于政治生态学的范畴,意指各级基层政府的治理与服务达到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态。基层政府廉政生态体系具有历史传承性,其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基层政府廉政生态体系是开放的,其正常运行需要各方的制衡与监督。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政府既要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又要服务于基层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政府政治生态容易受到“商品交换原则”的侵蚀,使得基层政府政治生态面临着来自“内生态”和“外生态”的双重困境。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在于：厘清政治与经济的边界,避免商品交换原则对基层政府廉政生态的侵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基层干部队伍,从“能量源”上优化基层政府的廉政生态;推动基层协商民主,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的权利。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实践与村级组织权力运作逻辑——以山东省Y市北村为例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是一种包含农户、村级组织、国家等行动者间关系的结构.产权实践是相关行动者建立稳定关系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村级组织有多种权力运作取向.通过建构和维持稳定的产权安排,村级组织可以与农户在一定的情境中形成稳定的互动关系,建构农民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信任,从而实现自身对稳定性的追求,但这也导致国家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文本规定与实践的差异.     

构建资源向基层倾斜的中小城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

东营市作为沿海中小城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既面临着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又面临着中西部内陆后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困境,具有典型的标本价值。近年来,东营市以创建山东省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手,初步构建起了资源向基层倾斜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但同时也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相对不足、城乡公共文化有失均衡、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基层人才队伍不强、制度设计较为滞后等不足。为了进一步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东营市必须从政府责任、平台建设、载体创新、社会参与、人才保障、体制完善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山东省村级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村级后备人才断层严重影响了党的基层的执政之基,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本文将从人才制度在乡村的历史性缺失阐释村级人才匮乏的复杂因素,尝试提出村级人才制度创新与后备人才保障制度。从选人、培养人、用人、考核人等制定刚性制度,保证后备人才的发展能力。     

“城中村”改造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以昆明市子君古彝村为个案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居住在滇池东岸的子君村是彝族支系子君人世代聚居的少数民族村落,迄今仍保留有古老的彝族文化,但是在昆明新的"造城"运动中,子君村原有的土地不断被征用,民族文化也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民族地区的"城中村"改造应该更多的关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文化多样性是城市产生、存在的根本,有益于地方秩序稳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